从灾难理解生命

上智

从 灾 难 理 解 生 命 --5.12四川汶川地震的思考

 

寒竹

 

“生命是现实中的存在(beings)”(蒂里希)。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以抽象、静态的方式去理解蒂里希从爱与生命的角度所解释的这一存在。5.12的震灾,以一种对生命痛彻的震撼,翻转式诠释了人存在的双重性:人生不仅拥有梦想幸福和理想,还要历经更严峻的患难考验。我们怎样看待这样一场灾难?它不仅带来了痛苦,同时,也将我们重新置于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越性这三大基本生存关系中来思考生命。 1.在大自然运动规律中人的存在潜藏着悲剧性 从自然生存的角度看,人与大自然相互依存,大自然藉自身的运动规律抚育着人类的生存,同时人类的生存也影响着大自然。就像人有着自身的生存规律一样,自然世界的循环运转,也有着其不可违抗的规律。它并不遵循人为的准则,也因此预示了人在自然世界中潜藏着悲剧性的一面。 对于这场大地震,国外专家认为是“四川省位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两个大陆板块的交界处附近,特别容易发生地震。”国内专家解释这次地震成因是,由于印度洋板块由南向北碰撞欧亚板块,碰撞的地区拱起青藏高原。而“青藏高原在隆升的同时,也同时向东北方向移动,挤压四川盆地向东北走滑,而汶川地震就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东南上。”(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院倪四道教授)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大自然本身,也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而地震是大自然运动规律中不可逆转的激情反应。而据天文学家分析,地震与天文现象也有着直接关系。每当上弦时,太阳、地球和月球排列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太阳月球地球同处在一个平面。那么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球的角度刚好呈90度,因而,这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引潮力就同时对地球施加影响,也就是说,上弦时,容易引发地震。历史记载的大地震均发生在上弦或下弦前后,例如,1957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八) 正值上弦时,美国阿拉斯加发生的里氏9.1级的大地震;1927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廿三),甘肃古浪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第二天是下弦。而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是在上弦的农历四月初八。在此,反思自然界给人带来的地震灾难,可使人获得这样一个答案:人从自身的生存到才智都是极其有限的,远远称不是万物的主宰,人没有理由怨责自然的运动规律,也无法战胜自然,只能充分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发展和改善的条件,比如:根据对以往的地震遗迹与断层错动的辨识,在绘出的地震危害潜势分布图上,进行正确而深入的推断,寻找烈震的再发周期的规律。这意味着人必须学会在谦逊中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而“谦逊”在此凸现着人性应有的一种反应---尊重大自然,和一个人性的高度---智慧地与大自然依存,生活并祈祷着,承担自身的软弱,使自身配得上所遭受的苦难。 2.灾难打通深入生命的秘密通道 “患难不长久。”(启2: 10),而崭时的震灾,却打通了深入生命的爱、信念、希望这一秘密通道,其中“只要有一丝生命气息流动的地方,精神无处不传达着自身”。(荷尔德林)因此,它也是人生命与精神的庇护之所。 96岁的法国修女以马内利(Soeur Emmanuelle)在《活着,为了什么》的书中曾说:“唯有爱的行动,在关切、付出和分享当中,生命才得以完整,人类灵性的光芒才得以绽放。” 那么,近两个月间,从政府冷静果断、有条不紊对震灾的应对,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民间团体(NGO)、志愿者们、你和我,我们,一瞬间凝聚起曾一度疏远的爱,将生命与生命重新紧密地连在一起,重新展现了中国式“人命关天”的人文主义观念的价值,以及一个民族大团圆式的集体人格的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共和国国旗第一次为平民而降,风中低垂的国旗,彰显了一个民族以‘民为贵’,对生命的关爱与尊重;在爱中我们看到了军魂之爱,如:米-171运输直升机在执行救灾任务时失事,军魂彰显出危难时刻的峰巅之爱;不渝之爱(爱情、亲情),一个男子将妻子尸体绑在背部的定格画面,演绎了一场爱痛相依,生死不离,不需要大声宣告,却感动世人的爱!母爱,一个年轻的母亲,在死神来临之际,为自己三四个月大的孩子撑起一片生命的天空,用短信留下:“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时那个被救出的小小的孩子仍然安睡着,母亲用生命之爱护佑着自己宝贝的梦,不受任何惊扰,正如经上所说的 “爱里没有惧怕”(约14:18);师魂之爱,用自己的身躯给与四个学生最后守护的潭千秋老师,等等还有很多为自己学生而全然牺牲自己的老师,他们离去的像圣徒一样,演绎了爱的伟大。其次,信念,安东•契柯夫说:“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信念之中。”那么,那个在废墟下打着手电筒读书的小女孩—邓清清,则用坚强的信念彰显了生存的智慧,还有10岁的小女孩儿唐沁,她所说的“要勇敢!”是在为她自己,也在为别人,她的坚强与勇敢感动了千万人,因为在她的脸上,人们根本读不出临于灾难的绝望与痛苦,相反,她给人们的是一种灿烂的微笑,那是生命的微笑,生命自由的那种微笑。因此,在灾难中,信念,引人追随生命;再有,希望,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就有希望存在。希望,是用爱和信念创造梦想,一束透过苦难的光。而我们从担架上的敬礼的三岁的小男孩儿—郎铮身上,不仅看到了感恩,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还有对于生命渴求的希望;在大灾难中新生命的安然降生也是一种希望,那是一种象征:希望的诞生!因此,爱、信念、希望是人精神永远的庇护之所,在其中,充满了人性的尊严和高贵。 也因此,从人的精神存在而言,人们面对它时能够保持生命不屈的自由或高贵地承受,为我们展示出生命中伟大和神圣东西。也因此人不仅包含着自然世界,而且容纳了灾难,苦乐、荣辱与生死。 另外,如果人能从灾难理解它所揭示出生与死,灾难与幸福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统一的关系,尘世的生命不过是永恒生命的预期和过度,人在尘世生存的自然命运其实是短暂、无常和分离的,而人的心灵却打着追寻永恒生命和福祉的烙印,就可以感悟到,为什么人在面对死亡仍旧渴望着生命,而在高处一定存在着生命不死的奥秘。 3.拥抱苦难超越悲剧命运 荷氏说“拥有将它撕裂的东西,这就是命运”(荷尔德林),而人的命运与思想紧紧相随,大自然于此不仅把人存在的命运分解为骇人的痛苦,也把人性(有意识的理性)思想的反应都聚在了人们眼前,使我们看到了至少四种类型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悲剧性精神的承担---全心意地献身。用最珍贵的精神力量守护生命,肯定生命,使人看到了强大的生命力量、爱的伟大和人性超越的光辉。例如,护住四个学生牺牲自己的谭千秋老师等,以生命的拥抱,超越式完成了对生命的爱。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是误解或遗忘了生命真正“存在”的意义,用渴望生命的古老本能所演绎的一场逃离,一场道德上的逆转。与牺牲自我的那一部分老师们那种强大的精神,灿烂的光辉相比,只能让人们看到自诩的“自由”与“公正”,实际上的一具被自我紧紧守护,终会腐臭的躯体。比如,范美忠老师用逃离上演的“诚实而不知耻”的道德悲剧。第三种反应是“伪善”或者根本无知于善与恶的“天谴”论。如此断言是根据什么而来的?此所谓的“天谴”不过是借大自然的灾难将一己怨憎迁怒于手足同胞,以付出无计其数幼小纯洁的无辜生命和丧子之痛的昂贵代价,来换取复仇式的蔑视、亵渎与快感。因此,这种违反本性的“天谴”论的背后,将隐藏着“伪善”、“妄见”、“恶断”安放于天;此外,这一论调本身愚蠢地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着神,来表达把“恶”强加于人的所谓“神意”,实际上不过是暴露以自身为尺度人化神的妄自尊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说:“我们觉得,要在每个遭毁灭的人身上看出他就是罪魁祸首的念头,这种想法是牵强、残酷到使人愤怒的地步的。”而此刻众怒的声音,已盖过“天谴”论的哀号,而这一哀号,无异于对天地人神的一种莫大的亵渎,一场莫大的悲剧。第四种反应则是以人性尺度怨-恨交织发生的“天问”。 在平常日子里被人漠然视之,隐遁的上天,也只有在此时,人,从与上天一度割裂的关系中,似乎终于搜寻到神重临的踪迹,因而向他发出了古老约伯式的究诘,或者,关汉卿式地“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也只有在此时,上天被变形为残忍的暴君,并只有向他忧愤地质问时,才孱弱地记起人与神有关联,因而试图从自身的命运地转向寻求神意的所指。这是在孱弱中承认人是属于天的造物,还是在现代生活中一度缺席的神,以灾难的方式来显示自身?实际上,若以神性尺度来度量一场为人所降的灾难,恐怕在一度无神世界的大地上,早无一人在侥幸中幸存了。而在人的命运中,除了来自神的神意,此外,还有一种为维护整个大自然利益的必然,通过组成大自然各种元素的运动变化原则来保存其本性。自然的本性本无所谓善与恶,也并非直接与神相关联。圣经上说,太阳照耀好人,也照耀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人。同样,大自然的灾与难也会临于善人或不善的人。也就是说,不能在残忍/惩罚之维轻易地判定上天(神)。而恰恰是“祂(耶稣基督)与人同受苦难,他的爱在十架下显明。”(罗5:8) 显然,灾难是计量生命存在深度的尺度。相比之下,第一种反应则是强健式的热爱命运,成就了自我尘世存在,与第二种把“逃离”误当真实的“存在”、第三、四种人化神,对神错待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而这四种反应的关联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他人,人与神相互依存的存在,生存价值所产生自我的方式,回答了生命怎么活才有意义的答案。也因此,第二、三、四种反应因着作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那么,将其作为不同类型的苦难而致以拥抱,也是为关爱和超越命运所不可缺少的。而以上四种类型反应也由此带来了这样的三大体验,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传统性的日常观念遭到了质疑和颠覆。如果将灾难单纯地归于善恶报这一单纯的道德结果,人生必然是一种无理性、不可理解、盲目的命运。实际上,不应该把神意的在场人为地安排在单纯的善恶之报上的显现,问题也不在于以善与恶看待这场自然灾难,而在于看到生命更高的存在价值,在此,它不仅在提醒我们在平日里所忽略的某种东西,而且成为重新思考人生和无常之间关系的入口,更深入地去思索有关生命的答案;二是,人在灾难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地…..而灾难,意味着怕与死亡,因此是对人类生存性恐惧、脆弱和转瞬即逝的最透彻的揭示。三是,生命价值的重估。人不仅能认识肉体生命的无常、有限和脆弱,而且也是寻求精神庇护之路的苇草。于大自然中把自身所历经的灾难精神化,并在这个尘世得以实现的现实。 因此,一场苦难的命运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如何与它相待?它隐藏着生命的秘密:人是神性的生存。这无疑在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在灾难过后好好地活下去!那就是,以悲剧性精神拥抱苦难,肯定生命(痛苦和死亡),才能克服苦难,超越命运,活出人性的尊严和幸福,使生命达到一个超越性的高度。而这一高度,耶稣曾用一生的言行,直至被钉十字架上,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向人们所昭示的生命的极限:人的苦难,也正是耶稣基督苦难的全部,每个人都生活在耶稣基督的苦难中,如同耶稣基督在每个人心中。这一揭示不仅仅是信仰的结果,而是所有没有信仰的人在这场灾难中都能体味到的与爱、信念、希望的力量,同时感受到潜在于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那伟大和神圣的力量拥抱着生命的存在。震灾苦难也由此引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人于大自然中所历经的灾难需要精神化,而这一超越式的精神化不仅需要在这个尘世得以实现,化作新的精神应对灾难后的艰难与痛苦,重建家园的力量,并且需要思着,在生命与精神的庇护之路上(爱、信念、希望),走向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给予者。正如荷尔德林在《归家》一诗中所祝福的: “温柔的春季,并缓慢的使忧者变的欢乐。 …… 我的祈祷也是为了你,那在故土为烦忧所困的人, …… 你所寻者近了,正上前来迎接你。”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