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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教友有关于英敛之雷鸣远于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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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永硕

名家十日谈:英敛之 傲骨铮铮写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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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0日23:16 天津青年报

  侯杰

  100多年前,在天津法租界创办了一张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公报》。它是世上惟一的一份百年中文报纸,创办人英敛之不仅忠实记录了中国时事变化,而且引领了社会发展潮流。


  英敛之办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也就是要启民智,启民隐,同时要“替穷苦大众说话”。因此,他在《大公报》上大力提倡新风俗,革除旧风俗,积极参与和推动天津乃至全国社会风俗的改革。他积极倡导白话文,发表白话文章,刊行白话专版《敝帚千金》,以口语化程度很高的白话来探讨各种社会焦点问题,向文理不深的大众读者灌输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这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一大创举。他大力提倡剪辫易服,居功至伟。他以征文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向读者宣传“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传统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在《大公报》出版的第一天,他就特意安排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说》的白话文章,此后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女性解放自己的足,并解放自己的心灵。

  英敛之还努力提倡并主持新式婚礼,反对纳妾;支持吕碧城在天津筹备北洋女子公学,对于北京、天津妇人会的工作也予以大力支持。英敛之了解民间的疾苦,有一颗善良的心。每当遇到灾害,需要募捐救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赈济灾民,并不断参加赈灾的义演、义卖等活动,发表感人至深的白话演讲,成为名噪一时的专门为民众演讲的“演说家”。不仅如此,他还拿出一些自己的书法作品出售,所得全部无偿捐给灾区,赈济灾民。更为可贵的是,《大公报》在英敛之的实际主持下,大胆评说晚清政局,关注社会现实。对于慈禧太后专权,更是深恶痛绝,宣传慈禧太后一旦归政,于国于民皆有利:“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甚至凭借着“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予以抨击。他在《大公报》以抗官而不做官,不厕身官场与其同流合污而赢得了“敢言”的美誉。“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严复曾赠给他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由此可窥一斑。《大公报》虽然地处天津,但是在英敛之的努力下却成为一份影响中国社会政治、风俗文化变迁的全国性报纸。

By: 永硕

英敛之



英敛之(1867—1926年),本名华,字敛之,满族,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主要活动于清朝(1644—1911)末年。

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创办了著名的报纸《大公报》。1886年他读到传教士汤若望的著作《主制群征》,从此开始对天主教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在1889年受洗入教。1901年,他开始在天津筹备《大公报》的出版,办报的宗旨就是为中国人传播新思想,致力于改良社会。1911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不再负责《大公报》的事务。

后来主要致力于发展中国教育,曾请求罗马教廷为中国兴办高等学校。1926年在北京去世。在传教思想上,他主张用文字来传播天主教教义,写了许多宗教方面的著作。

By: 永硕

人物名称 英敛之
又名 华 安蹇
国别 中国
性别 男
民族 满
生卒年 1866-1926
籍贯 北京
关键词 新闻工作者

  英敛之(1866--1926) 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家世寒微,少年习武,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认识到习武已“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于是弃武学文,20岁起苦读诗文而博及群书。英敛之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无意中接触到了明末来华传教士所宣扬的有关天主教教义和哲理的著作,于是在22岁时信奉了天主教。因粗通法文,早年即与法国传教士多有交往,先后为广州湾法军、天津法教士教堂及蒙自县署办理文案。英敛之思想倾向维新,1898年4月写了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表示赞同康梁变法。
  满清末年,英敛之在天津结交了大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觉得“需要一个能代表自己意见、替自己说话的地方”,就想到了办报纸。于是,他们委托英敛之创办报纸,于是《大公报》这份报纸在天津诞生。《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后,由英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诸务,主笔聘方守六担任,馆务由英敛之的两个弟弟实夫、粹夫佐理。报纸取名“大公”,意思就是大公无私,大而无畏。《大公报》在当时以“敢言公正”著称,“针砭时弊,秉公直言”,具体表现在敢于抗大官,敢于为民请命。 英敛之在1902年晚清时代,无惧老佛爷慈禧的威力﹐已敢于同她叫板。他在第一号“大公报序”里,即为大公报开宗明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的敢言,在大公报创刊之初即为其定下了不畏强的调子。因有法人与教会庇护,《大公报》以敢于讥弹国政著称,曾著论抨击慈禧、袁世凯,并揭露沈荩被杖之类的激人义愤的新闻,并标榜不登“猥邪琐屑之事”与相面、堪舆一类广告,愿“替穷苦大众说话”,为洋车夫、学徒受虐待鸣不平,还发起举办过一些赈济灾民之类的社会公益活动,英敛之自认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用白话演说体裁写文章,向文理不深的大众读者灌输科学知识,进行品德教育,倡导移风易俗。这在当时是个创举。英敛之不仅开了白话办报的先河,在文学改良方面也可以称得起是先驱之一。《大公报》创刊以后,很受读者欢迎,日发行量由三千几百份增至五千份。
  1912年英敛之决定脱离《大公报》退隐山林,从此专心钻研天主教,不再过问政事。于是1916年9月将《大公报》盘给了王郅隆,他和《大公报》的关系也随之宣告结束。1917年应熊希龄之邀,任香山慈幼院院长,1922年英敛之开始筹建辅仁大学,1925年辅仁大学开学,英敛之任首任校长。辅仁大学开学后第二年,英敛之因病逝世,终年60岁。遗著有《敝帚千金》等。

By: 永硕

这帖有图,给个链接:

http://www.jwb.cn/gb/content/2005-02/17/content_284220.htm


历史的年轮抹去了无数岁月的痕迹,而记载着时代烙印、反映着时代思想的报纸,往往会撩起人们对往昔的回忆。民国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四家: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
提起《大公报》,天津人至今耳熟能详;而与之齐名的《益世报》,似乎已为很多人淡忘。其实从1915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的30多年间,《益世报》一直与《大公报》相比肩。
雷鸣远创办《益世报》
《益世报》系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日报。创办人雷鸣远,是比利时籍天主教传教士。他1900年来中国传教,与当时的许多政客名流有联系,可谓是“中国通”。1902年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雷曾参与其事。
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的坐堂神甫。除传教外,他还曾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校等,招收附近儿童就学。辛亥革命后,他创立了共和法政研究所,同时出版《益世主日报》。该报名为“日报”,实际每周发刊。后来雷鸣远决定将其改为日刊。
1915年与刘浚卿、杜竹萱等教徒联合募款,与当年10月10日,正式创办了天津《益世报》。雷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益世报社址最初设在南市荣业大街,后迁至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移至意租界内。益世报前两处社址今已不存,意租界社址即使还在,目前也鲜有人能指认其具体位置了。
作为天津教区的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的上司是法国主教,他对法国传教士的做派非常不满,之间产生了矛盾。1916年,法国工部局阴谋越境侵占天津老西开,雷曾多次告诫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派武装加以保护。
老西开事件发生后,雷表示反对,他主持下的《益世报》对各界人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积极报道和声援。法国主教为此十分气愤,1918年雷鸣远被遣送回国。1927年,雷鸣远再次来到中国,请求加入中国国籍,并从此自称“中国人”。
刘浚卿主持《益世报》
《益世报》的发展几经波折。“五四运动”中,掌握《益世报》全权的总经理刘浚卿,授意该报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连续著论进行宣传报道,深得爱国学生和知识界的欢迎。
刘浚卿,名守荣,蓟县人,天主教徒。民国后到天津,在雷鸣远创办的学校任教,因办事能力强而深得雷的器重。从1915年起直到1934年去世,除奉系控制报纸的时期外,刘浚卿在《益世报》总经理的位置上干了近20年。
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抗议活动中,刘浚卿发表讲演大声疾呼:“我国虽未亡,而外人对待我国如亡国一般,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交涉无效,当牺牲性命,以资对待。”
1919年以后,军阀争斗,政局动荡,报纸为了谋求生存,被迫表示出一定倾向。刘浚卿主持的《益世报》拥直反奉,因此1924年奉军进入天津后,刘浚卿被捕,报社由奉系把持。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刘浚卿才将报社收回。
刘豁轩革新《益世报》
刘浚卿的族弟刘豁轩,1928年在南开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应兄长之邀任《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上任后,对报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报社情况开始好转。1931年,《益世报》日销量达3.5万份,与《大公报》持平,其注册资金则一度超过《大公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一片抗日呼声,刘豁轩顺应形势,先后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名人主持笔政,倡言抗战,反对内战。东北沦陷后,该报特派员还深入沦陷区进行秘密采访,发表了《盗治下的沈阳》、《铁蹄下的长春》等,以第一手资料揭露和控诉了日寇在东北的暴行。1931年日本特务挟持溥仪从天津赴长春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该报曾作详细报道。1946年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该报所记曾被引为佐证。
由于《益世报》力主抗日,遭到国民党当局反感。1934年7月《益世报》被禁邮,报纸被迫停刊。不久刘浚卿因病去世,刘豁轩继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找到老师张伯苓和天津市长张廷谔帮忙疏通,三个月后《益世报》解禁,条件是由亲日人物朱枕薪主笔。为了报纸的生存,刘豁轩暂时妥协,不久即以“文字能力太差”为由将朱辞退。
生宝堂坚持抗日被害
1936年,刘豁轩因身体等原因,辞去《益世报》职务,到燕京大学任教。报社改由李渡三负责。李是亲日分子,《益世报》在其主持下走了样,国人大为不满。又因在事务上与雷鸣远产生龃龉,雷多次让李辞职,李不听。1937年6月,雷鸣远在意租界工部局的认可下,派报社教友丁懋昌雇用十几人闯入报社,强行接管《益世报》,并由原《北平晨报》经理、留法学生生宝堂为总经理。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大小报纸纷纷停刊,只有《益世报》仍坚持出版,继续宣传抗日,并拒用日本通讯社稿件。日本军方曾多次恐吓,生宝堂毫不畏惧,雇用报童泅水越过海河到英法租界销售报纸,成为天津沦陷初期市民了解抗日情况的重要来源。
不久,报童被日本宪兵发现杀害。接着生宝堂和秘书师潜叔也遭绑架杀害。1937年8月,《益世报》被迫停刊。
雷鸣远支持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一片抗日声浪中,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长城抗战时,雷鸣远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还建立了残废军人教养院。
1938年日本占领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后,雷鸣远积极与南京主教于斌联系,为《益世报》复刊积极奔走。同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出版,雷鸣远亲赴报馆祝贺。
抗战期间,雷鸣远还成立了华北战地督导团,深入到晋察冀山区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他因病离开太行山,1944年病逝于重庆。
抗战期间,《益世报》先后在昆明、重庆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浚卿之子刘益之负责筹备《益世报》在天津的复刊工作。通过关系,天津市长张廷谔把和平路上的一所楼房及原东亚印刷厂的设备交给该报。同年12月1日,《益世报》重新在津发行。
天津解放前夕,刘益之南行。1949年6月报纸最后停刊。
《益世报》虽为教会所办,但宗教色彩并不浓。其存世的30多年时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能从中找到端倪,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

By: 永硕

网上查了几个帖子。

不知楼主是做新闻研究还是做教育研究?

By: 永硕

关于于斌的,给链接吧,希望能通过审查~

http://www.tzjzz.com/shownews.asp?newsid=282
http://bigboat.typepad.com/yuheng/2006/01/post_1.html
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indxc_yu.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