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元朝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杨靖筠

文化研究

浅析元朝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

 

  杨靖筠

 

 

 

Abstract: It has been 1,300 years since Christianit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Christianity was the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7th century and is called Nestorian in China, also known as Zoroastrianism. After unification of all tribes in Mongolia, Genghis Khan declared the freedom of belief and allowed existenc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His successors followed the same policy of religious freedom.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ruling class Christianity made great progress. The Holy See's official contact with China began in the Yuan Dynas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Yuan Dynasty, Kublai Khan asked the Pope to send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 1294 Montecorvino, a Franciscan, was sent by Pope Nicholas IV to Great Capital. He began to organize Catholic community and was appointed as Archbishop.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the Yuan Dynasty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and in communion with the Holy See.

 

 Key words: The Yuan Dynasty   government    Catholic    policy

 

 

 

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家,发动了三次对中亚、东欧和西亚地区大规模的西征,其势力伸入到欧洲。成吉思汗死后其子孙继续西征,大批中亚、波斯乃至阿拉伯的穆斯林因为种种原因被作为了蒙古贵族的俘虏、战利品和随从,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蒙古军的西征,使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因而空前畅通,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蒙古帝国时,基督宗教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传播。随着统一中国,基督宗教在元代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一、元朝政府对天主教的管理

元朝的版图横跨欧洲与亚洲,在其统治范围内有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使蒙古人最早与西方的基督宗教文明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疆域日渐增广。因此,蒙古人除了尊奉其原始宗教萨满教外,也开始接触到世界各大宗教流派,如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等。成吉思汗在统一的过程中尊重一切宗教信仰,各种宗教都可以传播。基督宗教在蒙古帝国中有很大的势力,许多被征服的民族信仰景教和其他各派基督宗教,克烈部、蔑儿乞部、乃蛮部和汪古部等蒙古部落也都信奉景教,不少景教徒是蒙古帝国的一些后妃、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成吉思汗与汪古部等信奉聂斯托利的部落保持密切的通婚关系,使聂斯托利教传到成吉思汗家族中。在《元史·顺帝纪》中记载,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夫人,蒙哥汗、忽必烈汗和旭烈兀的母亲别吉太后等,皇后马真氏和却烈氏都是基督宗教信徒。除蒙古诸部外,与蒙古有密切关系的畏吾儿也早接受了聂斯托利派。

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信仰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为各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宣扬对统治阶级和民族压迫逆来顺受,元世祖忽必烈逐渐认识到宗教对于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作用,所以对各种宗教都大力扶持。所以,忽必烈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不同的宗教均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

元朝政府准许传教士在北京、福建、泉州等地开设教堂。1275年忽必烈在北京设立聂斯托利派总主教,多次颁布敕令保护也里可温教教堂,传教士得到厚待,国家发给俸禄。免除教徒的徭役、兵役和赋税。教徒多为蒙古贵族、王公近侍、官吏、御医及来自于中亚的色目人,在皇族和宫廷中也有信仰景教的传统。基督宗教在元朝传播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仍流行于蒙古、中亚等地的景教,即聂斯托利派。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谴使来华,把天主教带到中国,蒙古人入主中原前称基督宗教为十字教、也里可温教,教堂称为十字寺。称教徒为迭屑,波斯语敬畏神的人虔诚的人。元世祖入主中原后将基督徒称之为也里可温

元朝统治者对基督宗教各派不加区别,把来华的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教士和信徒通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为蒙古语,为有福人、有缘人、信奉福音的人。陈垣先生在《里可温考》中说也里可温意为有福缘的人奉福音之人,认为元代流传的也里可温教,包括聂斯托利教和圣方济各会派(即天主教)。张星烺则认为也里可温意为信上帝之人。龚方震先生在《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中认为也里可温是指东方教会之主教、高级教士,特指景教徒。一般认为,也里可温既指景教,也指天主教。由于两教都尊奉十字架,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也里可温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也里可温作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一方面为景教在元朝的复兴,另一方面则指罗马天主教首次到中国来传教。与北京有关的元朝也里可温的遗迹遗物是北京房山十字寺。

大都成为各种宗教势力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当时,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在这里设立庙宇,宣扬其宗旨。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在中央设置了一整套管理宗教的机构。由礼部掌握国内的各种宗教,宣政院管理佛教,集贤院管理道教、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教。

在统治者的支持和宗教宽容政策下,基督宗教依附于蒙元的政治势力,具有相当的影响。《元史·百官志》记载: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马尔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统历一员,从六品;……[2]

忽必烈重用聂斯托利派教徒爱薛,曾担任崇福司长官崇福使,秩从二品,专门掌管基督宗教事务,主动沟通与欧洲基督宗教国家的交往。

 

二、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的接触

13世纪中叶,蒙古军队大举西征,震撼了整个欧洲。罗马教廷希望利用宗教的力量打动蒙古大汗,阻止其对西欧的进攻,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派遣使节出使蒙古,这是罗马教廷与中国之间所进行的正式交往。1243年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宗,在法国里昂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外传教活动,派遣使节出访中国,同元朝皇帝修好。任命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等三名传教士为使节出使蒙古。柏朗嘉宾于1245416日起程,于12467月到达上都和林,贵由汉召见了柏朗嘉宾一行,给予了礼遇,柏朗嘉宾递交了教宗致蒙古皇帝的两封信札。柏朗嘉宾于124611月返回欧洲,带回贵由大汗给教宗的复函,明确拒绝皈依基督宗教。柏朗嘉宾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作了《柏朗嘉宾蒙古行记》,记述了这次出使蒙古的见闻,以及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是最早向欧洲介绍蒙古社会的著作。当时宗室廷臣多有奉教者,定宗之母昭慈太后信教甚诚。殿前建有教堂,每逢教中礼日,昭慈太后及奉教大臣,必进堂瞻礼。柏朗嘉宾因回国向教宗述职,昭慈太后特赐狐皮缎袍。


1247年,罗马教宗又派多明我会修士,意大利人阿西林出使蒙古,谒见拔都无果而归。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法国方济各会修士纪尧姆来华,先后晋见了拔都和大汗蒙哥。皇后经常到教堂中做礼拜,纪尧姆曾为其诵经祈祷。他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写作了《东行记》,记述了景教在北京等15个城市的概况。此后,又有多明我会士及方济各会士奉教宗或法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但收效甚微。

继基督宗教士被派到蒙古帝国之后,欧洲商人也从陆上的东西通道来到东方。最早来中国的是著名的意大利人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父子叔侄。1263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波罗和叔父玛费奥·波罗在布拉哈遇到了元朝皇帝的使臣,邀请到元大都。1266年,前来经商的和两兄弟抵达蒙古首都开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亲切接见。忽必烈详细询问欧洲各国的情况,派他们携带书信给罗马教宗,要求派100名既精通基督宗教的教义、又通晓七艺(文法、伦理学、修辞学、算学、几何学、音乐、文学),能够与中国学者切磋学术,弘扬教义、教理的的传教士来中国,要求波罗兄弟为其取回耶路撒冷耶稣墓前长明灯中的圣油,以资纪念。委派波罗兄弟出使,任务是为沟通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往来,促进中欧文化的交流,引进欧洲文化科学与艺术,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外国文化的尊重态度。但是,历次教宗使团没有这类学者,也不重视中国提出的学术交流问题。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1295年返回威尼斯,写作《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当时天主教在元大都的情况,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第一次遣使觐见罗马教宗,请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伟立尔莫、尼各老等来华,建立教堂传教1287年,元世祖又派出以拉班·扫马为代表的一个使团从里海一个港口出发到君士坦丁堡,航行两个月,到达那不勒斯,再到罗马,希望觐见教宗。但在使团到达之前,教宗已于128743日去世。在等待选举新教宗之前,拉班·扫马与使团人员去法国谒见法王国国王腓力四世,又去英国谒见国王英王爱德华一世。1288年春,使团回到罗马觐见新教宗尼古拉四世。在圣周内,他们参与了新教宗主持的礼仪,从迎圣枝、濯足礼、耶稣受难到复活节。拉班·扫马回国时,带回教宗尼古拉四世致鞑靼国阿鲁浑王的回信。

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年),教廷特派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以教廷使节身份来到中国,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了皇帝的厚待。在元朝大都建立了教会组织,获准在京城设立教堂传教。1307年,教宗敕授孟高维诺为北京大主教。在蒙古统治者的庇护下,基督宗教逐渐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宗教。

13世纪后半期教宗有过几次向中国派遣使者的尝试。1271年教宗派两名多明我会士携带书信见忽必烈,原计划与重返中国的马可·波罗一家同行,但不久被一场战争吓回,只有马可·波罗一家到达中国。1278年,教宗尼古拉三世又派传教士前往蒙古,但没有结果,可能于途中死亡。1289年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使节到达中国,元朝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和优厚的津贴支持,元朝与罗马教廷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元成宗时,西方传教士不断地来到北京,1307年春罗马教宗特别设立了汗八里即北京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南蛮(中国南部)各处的主教,统一管理远东教务,北京天主教会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中心。孟高维诺去世后,元顺帝妥欢铁木尔派16人组成的使团赴罗马,请教宗派人来主持有关教务。

元朝统治时期,不断有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东来,蒙元统治者对这些传教士基本实行的是成吉思汗时的宗教政策,允许各教存在,并平等相待。元朝统治者与罗马教廷之间信使往来不断,保持相互尊重友好关系,元朝政府与天主教关系良好,政教关系和谐共处。天主教在元大都扩大了影响,最著名的遗迹遗物是北京门头沟区的后桑峪天主教堂。

 

三、最早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

13世纪教宗与欧洲的君主们多次派遣使节出使蒙古,但都无功而返。当时在欧亚政治风云大变化的年代,罗马教宗尼古拉四世十分重视并致力于基督宗教的传教事业,想选一位德学兼优的神职人员,前往中国从事开教工作。恰巧这时在中东地区传教的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神父回罗马述职,于是,他被选定来担当这个重任。孟高维诺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天主教第一个教区的创始人。

1289年孟高维诺奉罗马教宗尼古拉四世之命携带文书出使中国, 1294年抵达大都,受到元成宗铁木尔的接见,给予优厚的待遇,让其在北京居留,准许其设立教堂,在中国自由传教,发给国家俸禄。从此,罗马天主教正式在中国传教。

孟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先从社会上层入手,不久就劝化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及其属下部族进教,劝说其由原信仰聂斯托利派改宗天主教。在汪古建造了一座教堂。

孟高维诺克服了一系列困难,采取适应政策,获得元朝皇帝的信任,可以定时入宫,在大都先建一圣堂,以为敬主公所。堂有钟楼,内系三钟[3] 1298年孟高维诺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1305年又建立了第二座天主教堂。据称教堂与宫殿毗连,教堂中唱经奏乐,声音传到紫禁城。皇帝曾经率领大臣,来到教堂,参加典礼。教堂钟楼的钟每小时开始祈祷时敲钟,召集信徒。孟高维诺深知传教工作与当地文化结合的重要性,便认真学习蒙古文字,与阔里吉思合译了全部拉丁文日课经,以及主要弥撒祷文,并将《新旧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诗篇》译成蒙文。教信徒拉丁文和教会礼仪,组织圣乐队,用蒙语举行弥撒,培养本地的神职人员。到1305年,孟高维诺授洗的教友有6000人。[4]

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传道的重要开拓者,他不仅传授天主教教义、律法,还着重于教会制度方面的建设,教407岁到11岁的幼童学习拉丁文及教会的礼仪。[5]

由于孟高维诺传教活动成绩显著,罗马教宗克雷芒五世在13077月任命他为北京总主教,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统领远东教务,又派七名方济各会教士到北京辅助他。七人中有三人未抵达北京,死于印度,一人中途返回,实际上只有三人于1313年到达北京,即热拉多、帕烈格里诺和安德烈。他们于1308年抵达大都,1313年到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杭州、江苏的扬州等地传教。1311年,罗马教宗又派佛罗伦萨人彼得等三人来华,彼得曾任北京主教。1313年,福建设立了天主教泉州等主教区,与天主教北京教区一起成为元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两个基地。1314年,圣奥代里古来到北京传教,官绅士庶多有感化者。元英宗颁定教士俸额,按期交给。时驻北京教士柏罗瑟升任浙江主教,皇帝赐御骑八名,护送任所,从北京护送至浙江。元顺帝任命大臣再往罗马恭觐教宗,奏请转祝福佑,并派教士来华宣教。教宗派遣使臣来到北京。1328年孟高维诺主教逝世,享年81岁。

孟高维诺用中国的语言文字传播基督宗教教义,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位重要的使者。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正式传教、开辟教区的第一人,在北京等地传教、主持教务30余年。孟高维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从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首都向全国各地进一步扩展。当时除了在泉州创设主教区,还在杭州、扬州及临清等地设立了教堂和修院。到元朝灭亡时,北京的天主教徒已达6万人。[6]

孟高维诺把在北京传教活动写信报告给方济各会和罗马教会,在这两封信中,谈到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中国政府对他颇为优厚。孟高维诺著有《书信》一书,主要收集他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130518日孟高维诺从北京寄给罗马教宗的信中写了他自启程至抵达北京的经过,提到,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汉语,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7]

在孟高维诺逝世后,罗马教廷不断派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有两位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在北京居住了三、四年,一位是鄂多力克,为方济各派传教士,于1321年从海道来华,在北京居住三年,后经陕西、甘肃、西藏,沿陆路回到意大利。另一位是马黎诺里。

1338年,教宗本笃十二世命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马黎诺里等人,于1342年抵达北京,受到元顺帝的隆重接待。教宗使团曾为元顺帝举行弥撒祝福,并以教会的名义赠送一匹骏马。《元史·顺帝本纪》记载:至正二年秋,七月十八日(阴历),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8]马黎诺里记述了觐见元顺帝的隆重场面:大汉看见战马、宗教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极大喜悦,赞不绝口,对我们尊重备至。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的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惟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的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被送至宫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湖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9]马黎诺里在元朝的宫廷住了四年,备受尊敬,丰衣足食。1346年马黎诺里离开北京,南下杭州、宁波,从泉州坐船到印度,返回欧洲。临行前,元顺帝设宴欢送,赠送礼物,赐三年的费用和200匹良马。马黎诺里于1352年回到阿维农向教宗英诺森六世复命,带回顺帝致教宗的信件,以及顺帝希望教宗派红衣主教级人士及传教士来华等要求。马黎诺里回国后,中国境内再也没有主教主持教务。

从马可·波罗到马黎诺里,这些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反映了元朝时中国与欧洲国家一些如法国、意大利以及罗马教廷的频繁接触,保持了友好往来,元朝政府对这些远方来客以礼相待,因此,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

 

到了元代末年,朱元璋在凤阳起兵,平定割据群雄,北伐大都,1368年元朝灭亡,1369年,元顺帝退出大都,逃往漠北。随着元朝的灭亡,也可里温教也渐渐消声灭迹了,基督宗教的第二次来华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覆灭,天主教在中原不复存在。天主教在元朝的传播、发展不到100年,由于天主教在传入中国后,遵循上层路线,只注重同统治者交往,信徒大多是蒙古人、担任大都禁卫的阿兰人、亚美尼亚的商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及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局限于统治阶层,在内地居民中缺乏牢固的根基,汉人中很少有信仰基督宗教的。传教士忽略了在民间的传播,在下层社会,尤其是未能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中进行广泛传播,缺乏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影响十分有限。由于政权过分依赖,所以,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绝迹。明朝建立以后,大批教徒或随蒙古贵族逃亡到大漠以北,或迁至境外,远离中原,或改信其他宗教。

天主教在元朝的兴盛,几乎完全是仰赖于统治阶级的扶植、恩宠和庇护,一旦统治阶级的政策发生变化,或改朝换代,这种外来的宗教便陷入绝境,迅速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与封建政权过于密切的关系,既是元朝基督宗教兴起,又是其衰败的重要原因。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内地流行,虽为统治阶级所优容,但在宗教领域却尽遭排斥。不仅受到道教、佛教乃至儒家的攻讦,也为外来的伊斯兰教所排挤。随着元朝的衰落,蒙古人退出中原,天主教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东西方之间交通阻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短暂接触宣告中断,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也被迫终止。

作者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1]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30页。

[2]        《元史》卷89,百官志五。

[3] 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4]  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10页。

[5]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398页。

[6]  顾保鵠:《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台湾,光启出版社,1970年,转引自何光沪:《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7]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1页。

[8]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9]    〔英〕阿··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286—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