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赵建敏

文化研究

利玛窦: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

(2010.4.19-23,台湾辅仁大学,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赵建敏

 

 

提要: 作为西学东渐或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利玛窦在明清之际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涉及到诸多层面。但是,如果以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角度而言,可以说利玛窦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文艺复兴在此当然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一种借用。然而这种借用也表达出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一种趋势。当然,明清之际的一切都是一代人的功绩,利玛窦正是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将利玛窦视为这种复兴先驱,意在肯定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重要贡献。就社会文化角度而言,恢复并拓展了汉唐雄风的康乾盛世难道不能说是以利玛窦时代巨人们为先驱的吗?明末清初之后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累积,加之清末民国之初的新文化运动,难道不能说是中国文化在传统中的再生和复兴吗?本文试图就此角度阐述利玛窦在这种再生和复兴中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文艺复兴,文化,先驱

 

 

Abstract: As a pionner of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tteo Ricci has played a very historically important role during Ming-Qi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role has many dimensions.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inputed some new dynamic elements, Ricci could be entitled the pioneer of Chinese Renaissanc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term borrowed from Europan culture terminology, shows that Chinese culutre is going toward a new form of revival. From this perspective, Ricci's role is in some way a pionner due to the contributions brought by him and his colleagues.

 

Key words: Matteo Ricci, Chinese, Renaissance, culture, pionner

 

 

前言

       文艺复兴一词源自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此词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建筑师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在其《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 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 tempi nostri中首次正式使用来作为新文化的总称。后来,此词转写为法语Renaissance并于17世纪后在欧洲各国语言中通用。      

       19世纪始,史学界用之通称14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并普遍认为它是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文艺复兴源自意大利,一般认为其代表人物包括文艺复兴的开拓性人物、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及其代表作《神曲》;意大利作家、诗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及其以欧洲最大的黑死病为背景而作的代表作《十日谈》,有人将此部著作与但丁的《神曲》并称为人曲;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音乐家、诗人马基雅维利及其代表作《君主论》;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3-1553)及其曾被列为禁书的三卷本著作《巨人传》。由这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不难看出,所谓文艺复兴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宗旨的。概而论之,人文主义可分为无宗教的人文主义和有宗教的人文主义。后者以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人、作家、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为代表。天主教会对于无神人文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无神人文主义是无人性的人文主义1 对于有神人文主义,天主教会认为于是我们便见到新的人文主义的诞生,而这主义的内容便是:人的意义是从他对其弟兄及历史所负的责任来界定。2

       文艺复兴的词义及其基本思想从某个侧面也体现出欧洲人那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心态。有一段时期,文艺复兴甚至成了简单的恢复古典文化。当然,复兴的真义并非要复古,而是要针砭时政为创建新的文化做准备。无论如何,文艺复兴带来欧洲文化各种因素的改变,特别是使当时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事实上成为后来的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肇始。虽然各路学者对文艺复兴结果的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确而无疑的:文艺复兴在欧洲影响到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文学等不同范畴,并为之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人类及其社会的过往的认识。

       然而,中国有文艺复兴吗?中国文艺复兴始自何年终于何日?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欧洲有可比性吗?非要说中国的文艺复兴,难道不是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吗?退一步而言,即便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康乾盛世、新文化运动名实不付地勉强类比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将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之花冠戴在一位外国传教士头上,也未免有忘本媚外之嫌疑!就前几个问题来说,本文借用文艺复兴之词,第一,是就当时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后期而论的。就此而言,中国虽然落后半拍,但毕竟也随后跟上了;第二,是就彼时及其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变化而论的。这种变化尤以康乾盛世及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第三,是这种后期的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发展变化无疑是受到明末清初国门半开之影响的。对后一个问题来说,笔者权且引用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赠利西泰》之诗予以答复。诗云: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3 另有明末翰林太史王肯堂1549-1613)亦云: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哉!其言之也,病怀为之爽然,胜枚生《七发》远矣。4 此外,著名史学家方豪认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5

       有关利玛窦对中国科学文化之贡献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涉及领域之广非专业研究也无以附加。本文仅就利玛窦在以下几个范畴为明末时代带来的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略加论述,以期证明,至少由此几个范畴及彼时之人的思想巨大变化层面而论,利玛窦实堪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先驱。

 

一。数学范畴

       中国传统的算术是筹算和珠算。筹算是我国古代用竹制的算筹记数,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运算,称为筹算。约开始于春秋时期,直到明代基本为珠算所代替。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引入了几何及其测量法。此后明清之际西洋历法改革成功,首赖西算。5 可见,中国颁行的准确历法得以实现,是以利玛窦引入的几何测量法为先声和基础的。

       此外,现今仍然在使用的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园、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都渊源于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

       恰如朱维铮所言,传统的中国数学,重实用,因而重经验的归纳而忽视抽象的推理。6 《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和《同文算指》为中国数学由归纳走向抽象推理的复兴发挥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之所以称为称为催化作用,是基于朱维铮先生所言,当《几何原本》问世,那些只差一步便可建立自己的形学的数学家们,都很快对这个用定义、假设、公理、和抽象图形所组成的演绎逻辑系统表示倾倒,乃至惊为泰西不传之秘。7

       原本为中国语言中的疑问数词几何,在利玛窦与徐光启笔下不仅转型为名词,而同时也具有原初的疑问:既蕴涵对于传统的宇宙观的质疑,也隐含对于传统的人生观的问难。8 利玛窦与徐光启用疑问数词将数学与人生观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言,这恐怕远较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们以文学推动文艺复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利玛窦在数学范畴上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推动,由时任礼部尚书的叶向高对钦赐利玛窦葬地所言足可佐证。利玛窦去世后,明皇帝钦赐葬地,有人对此破天荒之事大加反对,叶向高说:仅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9

       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将笔算引入中国,成为中国数学运算之笔算的开拓者,为中国的运算法贡献颇大。如今的小学生开始上学就要学习笔算。笔算的加、减、乘法与今天的演算方法一样,不同的是当时用中国数字,今天用阿拉伯数字。10

       利玛窦借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和《圜容较义

》为中国的数学知识带来重生和复兴,诸多知识时至今日仍然在使用,已经成为中国数学知识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因此,利玛窦及后来耶稣会士传入的数学知识,使中国人感到非常激动,宣告中国本土数学时期即将结束,为清代中国传统数学的整理和发展开拓一个广阔的前景。因此在我们评价明末清初传入的数学时,不要忽略了它们所起到的催化剂作用。11       

       客观而论,利玛窦及其译著为中国数学带来新生,注入了新鲜血液,至少为中国数学的复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利玛窦堪称中国文艺复兴数学范畴的先驱。

 

二。天文学范畴

       中外学者普遍承认,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从数量来说,天文学又在诸学科中占第一位。12 其实,传入的科学的重要意义并不在数量,而在其改变了中国人天文学的基本观念。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某种意义上有着哥白尼革命式的效果。改变了中国人天文学观念才是此传入之天文学的最大贡献。利玛窦及其后的传教士传入的天文学为中国的天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颠覆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天文学观念。当然,利玛窦在此天文学传入中的角色仅是先驱性的。此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才逐步完善了此新的天文学系统。

       利玛窦介绍的天文学思想主要有利氏口授、李之藻笔述的《浑盖通宪图说》和利玛窦所绘制的最后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他的先驱性工作所带来的天文学观念的改变主要可以由以下几个层面来体现。

       天圆地方说到地圆说。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以天圆地方理论为主,虽然这些理论掺杂着浑天说(天乃天球,日月星辰依附其上,地非悬于半空,而是漂浮水上或气中,可回旋浮动)、盖天说(天似盖笠,地法覆盘,日月星辰环绕旋转)和宣夜说(日月星辰皆漂浮气中,甚至日月星辰亦由气构成,仅为发光之气)。无论如何,人们由利玛窦那里第一次明确地知道大地是圆的,第一次明确知道地球对于物体有一个吸引力,第一次明确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第一次明确知道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掉下去。13 显然,这种首次的新鲜的天文学知识对中国传统天文学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之人,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14 利玛窦正是借着引入的这难以想象的天文学观念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观念。在这种难以想象中后人逐步接受了新的天文学观念地圆说

       首次让中国天文学家认识到日月食真相。中国传统天文学对日月食现象的解释颇为荒谬,视月食为月亮的心变暗了,或者月亮太阳面对面时月亮因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光芒,或者太阳有洞,月亮走到洞前,光就被全部吸收。15 利玛窦首次告诉中国天文学家月食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16 利玛窦使中国人首次认识到日月食的真相。

       首次让中国人知道日大于地,地大于月。难倒孔子的两小儿辩日的究竟,两千年来,国人除了赞美孔圣人那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谦虚态度外,没有一个真确的科学研究性答案。利玛窦在其《坤舆万国全图》中言及日大于地,地大于月。这种说法颇令当时国人学者惊骇或不信。同时代的王肯1549-1613)认为西域人利玛窦言日体大过于地,人颇骇而不信。言其所以,则确乎不可易也。17甚至到了清初,仍然有学者对此疑而不信,且寻据力驳。明末清初的科学家、哲学家方以智(1611-1671)对此反驳说其(利玛窦)言日大于地百倍余,余不谓然。日光甚烈,人在地上,必然死矣。写天日大于地,以地影尽而言之也。不知光尝肥,影尝瘦,不可以直线取。18日大于地,地大于月观念被利玛窦首次引入国人学者中,颠覆性地彻底改变了彼时学者的地大日小的观念。

       利氏之学修订历书,逐步剔除了历书与国运盛衰攸关的思想观念。较前更为精确的《崇祯历书》的修订虽然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士大夫的功绩,但无可否认的是,徐李二公的天文学和历书知识均来自利玛窦。正如林金水先生所言,《崇祯历书》可以反映出利玛窦西方历法传播与实践活动的成果。正因这一点,清人不但把利玛窦视为明修历之人,而且还视为大清修历之人,把明清修改的历书,统称为利氏之学’”19 此历法除为国人带来更加精确的历书之外,对国人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亦不可小觑。薮内清所言极是:自唐至元明期间,中国虽然给西方天文学者以很高的地位,及参考西法进行天文计算,但中国的历法计算的根本还是实行传统的方法。而清朝新历则以西洋新法为计算基础。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说明清的科学输入是划时代的事件。20 不愿采用利氏所传之法修订历书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关系到国运盛衰的思想观念。采用西法来修订历书,无疑是对此固有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而这种改变源自利氏之学

       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明史天文志》的如上评价堪做利玛窦为中国文艺复兴天文学范畴之先驱的佐证。

 

三。地理学范畴

       据洪煨莲先生的《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考证,利玛窦自刻和他人翻刻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有12种之多。21 其中以期最后所绘《坤舆万国全图》最为著名。利玛窦是西方地理学输入中国的始祖,对中国地理学乃至中国人对地理知识的了解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其作用为以后的中国地理学以及中国人对地理的认识带来的观念更新影响巨大。方豪认为利玛窦《世界地图》带来的中国地理知识的更新有六个方面:以近代科学方法实地测量经纬度(他所测定的中国的一些重要城市的经纬度与今日更为精确的测量许多是相同的或相差无几),地名的译定(他所译地名许多至今仍在沿用),输入了当时欧洲地理学的最新发现,五大洲观念,地带的分法和对世界地图的认识。22 每一个方面都对中国的地理学知识带来全面更新。尤为关键的是,这些地理学知识完全改变了过往中国的所谓四极九洲的观念。对此地图引发的思想观念更新亦可由国人反对之声中窥见一斑。此反对之声由在贵州翻刻利玛窦地图的明朝史学家郭子章15421618所作之序的辩解可知。23 士大夫中对此反对者不乏其人。在此例举一二。如李维桢(1570-1624)认为化外人利西泰为山海图,狭小中国,魏濬(1553-1619?)认为利说荒唐惑世,徐昌治(明末,生卒年不详)称仅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坤舆全图及洸洋寥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24

       利玛窦借助《世界地图》输入的地理学知识,就好像于无声处听惊雷,引起明末有识之士的极大反响。25 其反响之一是,利玛窦的地理学知识首次让中国人看到整个地球。的确,直到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地图的面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26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首次让中国人了解到整个地球表面的山川、河流和居住环境。这些知识改变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不仅使帝国精英们突然发现世界之大,中国并不等于天下,也由此领悟中夏文明并非唯一先进文明,相反可证陆王学派肯定东海西海都有心同理同的圣人,或比程朱学派的正学更有理。27 反响之二是,中国人由此而打开了视域,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历史效应或在历史地理学和地图史以外。28 以外的效应,最大的恐怕要算对中国人那种我即天下”“中央帝国之民族心态的改变了。这种心态的改变无疑为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起到了一种先驱性的作用。由民族文化的心态角度而言,利玛窦在地理学范畴的先驱作用,显然拓展到整个的民族文化层面。反响之三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成为康乾盛世时康熙要求传教士所绘《皇舆全览图》的先声。

      

四。语言学范畴

       除利玛窦在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所译用的中文词汇许多至今仍然在使用外,在语言学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使用拉丁文字母对汉字的拼写了。传统中文读音都是以繁难的反切来注音的。为便于传教士学习汉文之用,利玛窦随采用当时通行的拉丁文字母为汉文注音。第一部此类注音著作是利玛窦与罗明坚合编但未完稿的《平常问答词意》。著于15841588年。方豪神父称之为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较为完整且付刊于1606年的是利玛窦的《西字奇迹》,亦称《罗马字注音》。利玛窦开汉文读音的罗马字母注音之先河。此书刊行后二十年,金尼阁于1625年撰《西儒耳目资》。此书更加系统地区分了汉文读音,并用29个字母来标注汉文读音。为今人尤为瞩目的是,它区分了内自鸣者(元音)五个、同鸣者(辅音)二十个、不鸣者(中国不用之辅音)四个。又以自鸣五字自相结合,并与l,m,n三字结合而成自鸣二字子母自鸣三字声母二十二个、自鸣四字曾孙母一个。29 显然,此工作是以《罗马字注音》为基础的,而且对后来的汉语拼音影响巨大。“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又将它重新梓行,题作《明末罗马字母注音文章》。30 正如林金水先生所言,利玛窦《罗马字注音》在近、现代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19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文中使用的威翟注音,可以看出它所受利玛窦注音的影响。31《罗马字注音》成为中国注音文字的先驱。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把本书视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并且指出这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32  因此,就语言学范畴中的注音学而言,利玛窦堪称中国语言学发展与复兴的先驱。

       就音韵学而论,《罗马字注音》亦有同样功绩。罗常培先生认为,汉语音韵学研究中有两大困难:一是分析音素,二是测定字音。汉字标音方法从譬况读若演进到反切当然有了很大完善,但象形的汉字根本无法看出某个字由哪些音素构成,并且反切上字既不是单纯的声,反切下字也不是单纯的韵,拿它来拼音,绝没有用单纯的声母、韵母那样简单易晓。33 因此,就语言学范畴中的音韵学而言,《罗马字注音》为汉字的分析音素和测定字音奠定了基础,为日后的音韵学的发展和复兴开了先河。

 

五。人文主义范畴

       显而易见,利玛窦在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美术、音乐等诸多方面都对中国文化颇有影响。这种影响已有多种著述论及。上述几个方面仅就其开先河,奠根基加以论述,以期彰显出他作为中国文艺复兴先驱的特殊地位。欧洲文艺复兴其实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复兴。本文之所以将利玛窦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驱,实在是因为在上述范畴,利玛窦 的确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林金水先生认为,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1. 对当时士人谈玄蹈空的习风以很大的冲击;2.议、学、传、用西法的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一些士大夫中出现;3. 在西学的影响、刺激下,中国学者开始整理、发掘湮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4. 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科学技术和奇器的输入,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如李之藻、徐光启等人提出的学习应用西方技术,购买制造西洋火器,以西洋火炮抗御清军的一系列疏稿。34 显然,仅就此四个方面而言,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复兴的肇始。虽然受制于清初顽固保守派代表杨光先所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思想的限制,致使这种人文主义复兴之风稍纵即逝,但毕竟有人向一潭死水中投击了一块儿激起了至少几圈涟漪的石子。 除上述四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的复兴之外,第五个方面是,利玛窦激起的人文主义复兴是一种有神的人文主义。众所公认,中国人文思想基本上是一种无神或不谈神的人文思想。利玛窦复兴的人文思想融合天主教明确的一神信仰和中国传统的无神或不谈神的人文思想。其《天主实义》对此表述最为显明。《四库全书总目》对《天主实义》的评论突显出利玛窦有神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该书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35 因此,利玛窦以清晰明确的天主之神融入中国传统的无神或不谈神的人文思想。而且这种有神的人文思想特别为徐光启、李之藻等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所接受并信从。

当然,这种有神的人文思想尚未达到真正复兴的境况。故而,利玛窦只能被称为中国有神人文主义的先驱。

 

       总之,利玛窦的影响涉及到中国人文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几个范畴,而且在这些范畴中都具有开先河的作用,成为此范畴的文艺复兴的先驱。当然,中国人文思想中有些范畴,如数学、天文学等,已经获得了伟大的复兴,甚至走到了世界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前列。自然地,有些领域的伟大复兴尚需时日。综上所述,利玛窦堪当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中国有神人文主义的复兴的先驱。

 

 

 

附录:

 

    祭利玛窦文

作于利公升天四百周年之故地宣武门南堂

 

赵建敏

 

昔天生利公,异域蛟龙,衔命东行,西儒见称;迄今逝者如斯,春秋四百,水流东注,浸浥鄙壤。卉草根生,桃李馥荣。橘生远西,播植东土仍为橘,公渡重洋,跌宕异域仍作公。吾侪踏足故地,夜烺星稀,冰盘莹莹,念思述往。

 

公生名门,原籍意国马切拉塔,自幼聪颖,年方二八矢志从主。后入耶稣会,受教名师。俟学业有得,志赴东洋。彼时海域颠簸,陆路坎坷,凶险几何!澳门既至,始觉文俗殊异。帝国闭关,自感陈仓难度。然矢志似箭无以后顾,随暂厝会院潜修文言。

 

终机遇天成,登船暗度,肇庆立足。仙花寺内修三坟,宾朋友中学四书。行谨貌恭,谦谦学者,索隐发微,荡荡君子。初着僧服,后觉似辱,即决意儒冠博带,易佛补儒,琴瑟名士,立足本土。时国人未相知兮险遭驱逐,随立志北上兮叩见国主。于是出肇庆,越韶州,过南昌,经南京,抵北京。然北上之途多舛,官场之世风险。幸赖公深识国土喑谙国风,友朋既固,天助亦成。献自鸣钟绘圣母像,和善宫廷,焕游贤哲,明智如蛇;遵中华俗敬祖先礼,儒者俱来,士人争拜,信诚似鸽。

 

公毕生所献,海沙天星,罄竹竭墨。《交友论》者,以文交心也。《天主实义》《二十五言》,教义昌明德伦彰申,奠定立教方针。《几何原本》《容较义》,抽象数算勾股定理,首开逻辑演绎。《坤舆万国全图》《测量法义》,图绘大地标志山河,惊梦中央帝国。《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勾勒环宇言释天地,颠覆盘古奇说。《同文算指》领《九章》之风骚,开国人笔算之先河。《西字奇迹》用拉丁之字母,立汉语拼音之始祖。《西琴曲意》传西国天籁之靡音,《西国记法》递西域记忆之门径。《畸人十篇》,人实不畸,《辩学遗牍》,学而能辨。

 

天生斯人,乃金乃馨。卅年利公,始入中华。廿八西泰,终葬我伍。公生而悟,得其全淳。追怀我主,报洁没身。驰骋百家,锵然玉振。超然骥德,风鹜云腾。萧然绝尘,主徒长音。流水东逝,户枢未蠹。前贤哲圣,炀暘金乌。天国瑶光,生命永铸。尚飨!

 

 

                             

 

 

 



1    “A humanism which excludes God is an inhuman humanism”. 见:Benedict XVI, Encyclical Letter, Caritas in Veritate, No.78, 2009.6.29.

2    “Tali ergo modo testes sumus novum humanismum nasci, in quo homo imprimis sua responsabilitate erga suos fratres historiamque definitur.” 梵二文献,《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5节,1965127日。

3    李贽,《焚书》卷六,中华书局,第667页,1974年。

4    参见: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5    方豪 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692页。

5    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84页。

6    朱维铮 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294页。

7    同上。

8    同上,297页。

9    方豪 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79页。

1   0 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90页。

1   1 同上,198-199页。

1    2 同上,146页。

1    3 参阅:利玛窦 金尼阁 著,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 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347页。

1    4 同上。

1    5 同上,347-348页。

1    6 同上,347页。

1     7       王肯唐《郁冈斋笔塵》第3册。转引自: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1    8 方以智《通雅》卷11《天文》。转引自: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1    9 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2    0 转引自: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

2    1 参阅: 方豪 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825-826页。

2       2  参见:方豪 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830-831页。

2    3 或曰:利生外夷人也,其图其说,未必一一与天地券合,......且利居中国久,夫夷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矣。参见:方豪 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827页。

2    4 参见:方豪 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885页。

2       5       同上,208页。

2     6       方以智《通雅》卷11《天文》。转引自: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

2     7       朱维铮 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172页。

2     8       同上。

2   9 方豪 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第948页。

3     0       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3   1 同上,247页。

3   2 转引自,同上,脚注6

3   3 转引自,同上,246页,脚注3

3    4 林金水 著,《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3    5 转引自,朱维铮 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