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福纳的基督宗教社会学--李景玺

文化研究

约瑟夫.霍福纳的基督宗教社会学[1]

 

李景玺

 

 

  

  

 

Abstract: Cardinal Joseph Höffner is very famous for the Christian Sociology in Germany. H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logians i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Pastoral Constitution Gaudium et spes. In this paper, I wish to study the vision of Joseph Höffner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nomy, social life and ethics. Joseph Höffner welcomed the theory of th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He asked the Catholic Church to accept this economic theory. His idea on economy, social life and ethics was indeed a prophecy. This theory of economics was very useful, not only for Germany, but also for th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s also on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ince 1980, Chinese economy developed very fast. But although the economy in China developed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people were raised, still many Chinese lived in poverty. On one h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China brought light to the country,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brought down the morality of the people because for many, earning money became their prime motive. As a result, they worked very hard, in order to get more money. But other aspects of life were neglected. They became the very materialistic. In fact, the money could not serve the people to live peacefully. Thus, many Chinese felt the need for a spiritual life as their primary concern, rather than material progress. They felt that only religion can give the spiritual nourishment. Thus Christianity became very important for Chinese people. Joseph Höffner’s idea inspired me. So, I wish to analyze some problems of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present some proposals to alleviate them. I also hope that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in China can together progressively develop with a healthy atmosphe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引言

约瑟夫.霍福纳枢机 (Kardinal Joseph Höffner) 在德国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德国天主教会一颗璀璨的明。“没有人像霍福纳那样体现了从社会浪漫主义---道义上彻底排除工业化的新生活和劳动形式到社会改革---教会参预经济制度的‘市场制度政策的策划的发展步伐。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专业代表,霍福纳将基督宗教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并将其推向了前所未有,后人难以企及的繁荣。[2] 因为霍福纳具有超前的思想意识,所以他为二战后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基督宗教社会学不但对德国社会的发展,甚至对欧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起到启发性的作用。很多亚洲与拉丁美洲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从此也折射出了他的功绩。他获得的国际荣誉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和意大利共和国勋章。最后他尤其为战后初期负债累累的梵蒂岗的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3]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首先对霍福纳思想进行探讨,接着指出其思想的核心教导,最后尝试着指出霍福纳思想对今日中国社会伦理与经济发展有何前瞻力。

 

一、霍福纳生平简介

霍福纳于1906年圣诞夜出生在德国豪尔豪森(Horhausen)一个天主教家庭。高中毕业后直接被主教派往罗马攻读神学。1929年霍福纳获得格里高利大学(Universität Gregoriana)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圣神父。1934年霍福纳以《社会正义与社会之爱》为题获得格里高利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38年霍福纳获得德国弗来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神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在德国经济专家奥伊肯(Walter Eucken的指导下, 以《经济伦理与十五,十六世纪的垄断》为题获得弗来堡大学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1944年霍福纳又以题为《基督宗教与人的尊严》获得大学教授资格。

1945年霍福纳开始在特里尔教区修道院(Priesterseminar in Trier) 教授牧灵神学与基督宗教社会学。1951年霍福纳又转至明斯特大学(Universität Münster教授基督宗教社会学。在执教的同时,他又担任二战后德国政治与社会重建工作的科学顾问。他主要负责联邦德国家庭与青年人的工作。在普世教会内(天主教)霍福纳致力于建立一套能被全世界接受的基督宗教社会学理论。1962他的著作《基督宗教社会学Christliche Gesellschaftslehre)首版发行后在整个天主教会内影响非凡,随后此书被译成12种语言,发行280万册。1962年霍福纳被祝圣为明斯特教区主教 (Bischof von Bistum Münster)1962-1965年他出席梵蒂岗第二届大公会议。1969年霍福纳被擢升为科隆教区总主教(Erzbischof von Köln)。自1976年起,霍福纳担任德国主教团团长直去世前。198710月16日霍福纳撒手人寰安息主怀。

 

二、霍福纳的基督宗教社会学

 

1.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我们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整个欧洲都岌岌可危时,霍福纳却在奥伊肯那里攻读国民经济学博士。其实也正是由于他对经济学颇有研究,才使他在日后的社会学方面也大有建树。“霍福纳那不平凡的学术生涯在历史学研究工作和系统性研究工作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击倒了基督宗教和现代世界根本矛盾对立的论点。”[4] 在二战结束之后,霍福纳在理论上为教会赞同“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 做准备,并且后来自己也积极的投身于这项工作。他在自己的领域成功地开始为德国的重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1年起霍福纳在具有丰富传统的基督宗教社会学---明斯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在明斯特的整整十年也是他参与社会市场经济实践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基于他的研究工作,霍福纳,亚当.密思 (Adam Smith) 与其同时代的老师内尔-布罗伊宁 (Oswald von Nell-Breuning) 等一起将德国天主教会从抵制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境地中引导出来。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中内尔-布罗伊宁当然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1928内尔-布罗伊宁在法兰克福圣格奥尔根(St. Georgen) 神哲学院担任伦理神学与社会学教授,同时他又是联邦经济部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前后任职长达17年之久。这里我想先对内尔-布罗伊宁的思想作简短介绍。

什么才是内尔-布罗伊宁心目中真正的社会市场经济?内尔-布罗伊宁认为:“中央管理经济奢望个人顾及全体富裕却不停地违背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很大范围内是一致的。因为道德……是所有紧缺物中最缺乏的,而中央管理经济对道德提出过高要。因此,人们必须先过渡到市场经济阶段,即使在道德水准不太高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制度也能发挥作用。”[5]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个人自主”和“排除”随之而来阻碍个人发展的“障碍”的结果。因为个人自主可能“蜕变”,因而彻底摧毁市场经济,所以需要“市场经济的市场制度政策”,使市场这种“人工培植的植物” (伯姆的话) 能够存活下来。这样看来,选择市场经济无非是一种智慧的测试。因为市场具有可贵的“调控功能”,市场参与者必须有的放矢地对“价格显示的紧缺关系”做出反应。如果要达到该目的,人们需要“保障经济制度实施和稳定的市场制度政策。”[6]

天主教社会学认为:人是一切社会过程的“泉源,载体和目标”。因此,个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在自由,负责与团结一致的精神指导下处理自己的经济事务。如果要实现经济目标---在保障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前提下优化商品供应,首先离不开市场。生产和消费自由,择业和选岗自由以及独立自主的财产使用权等基本权利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市场作为经济自主行为的场所是自由价值延伸为政治制度的结果。基督宗教人类学观点认为:人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其行为结果必然导致出现市场经济制度。[7] 总之,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创理论遵循三大经济目标:第一大目标是优化商品供应;第二大经济目标是保障人性化的劳动关系;第三大目标是团结市场被动群体和弱势。不过,今天的社会市场经济又增添了新的伦理道德目标,即生态平衡和全球经济合作。这些目标仅仅通过竞争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市场行为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框架条件下开展,这些目标才能实现。[8]

二战后的德国可以说是满院狼藉,正如在1952年10月18号的联邦议会中,基督宗教民主党发言人所说的:“今天德国的处境象往常一样糟糕,处于无助的张力境界中。”[ 9]  如果要把它从废墟中重建起来,何谈容易?1949年康拉德.阿登诺博士 (Dr. Konrad Adenauer) 虽然已年过古稀(73岁),但依然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在他任职的14年内 (1949-1963) 对德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没有任何其它总理能超过他。马西亚维理对阿登诺这样描写到:“没有人能活这么长时间,为了领导一个伦理长期滑坡并能成功的使其成为健康发展的国家,他走完了他生命的旅程。”[10] 阿登诺也主张采用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以便使德国能走出窘境。虽然他被称为“老人”,但他也愿意把他的余热贡献给自己的人民。他这样说到:“如果必须如此,那么我必须把我自己奉献给在此国土生活的人民。”[11]

在阿登诺当选总理之后他便委任爱尔哈德(Ludwig Erhard)为联邦第一任经济部部长1925年爱尔哈德以题为《价值合一的本质与内容》(Wesen und Inhalt der Werteinheit) 获得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ät Frankfurt)经济学博士。此后,他曾担任巴伐利亚州经济部主任。爱尔哈德认为:经济是人生活的一部分。经济制度可通过多种方式建立。[12]  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对德国来说是一条新路,通过它可以使德国经济起死回生。爱尔哈德与阿登诺的积极配合下[13] 联邦德国在短短的10年内经济增长率大幅度的提高。1955年西德的经济增长率为12%, 在60年代德国经济跃入欧洲经济之首, 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这当然是天时,地利与人合的结果。从此我们也可看出:在一个国家中经济制度的推行人十分重要,但经济理论的提出者也不可等闲视之。我认为在德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奥伊肯,霍福纳和内尔-布罗伊宁等,与阿登诺的功绩是并驾齐驱的。

 

2. 教会与世界的关系

霍福纳作为教会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搭桥者,他在梵二《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的编写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在霍福纳等人的积极影响下,教会重新确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指导思想,即教会基本上承认经济学和社会学本身的固有规律。

教会的使命是把耶稣基督救恩的喜讯向普天下人传播(玛 28:18)。基督信仰已认识到国家,经济,科学与艺术的独特性[14] 同时也承认虽然人生活在一个经济的社会中,有自由与尊严。1985年霍福纳在德国主教会议上说到:“历史教导我们,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制度。”[15] 如果我们研读梵二《牧职宪章》便会清楚看出:牧职宪章的重点是规定教会行动领域。它的中心就是人格尊严,社会秩序和教会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及建设作出贡献的可能性。[16] 为了响应梵二的号召,1978年霍福纳代表德国天主教会,与以卡罗.沃提拉(Karol Wojtyla,即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等为代表的波兰天主教会在德国富达(Fulda举行高层会晤,以促进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和好。[17] 这一会晤是沃提拉许久以来的倾心愿望。通过教会之间的和解,它消除了德波之间因二战带来的仇恨,同时也治愈了民族的创伤。这一和好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和平的时代的来临,也说明了教会的任务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

德国波恩大学天主教社会学教授罗斯(Dr. Lothar Roos) 认为:为了对奥伊肯的社会市场经济有进一步科学性的基本把握,霍福纳对晚期经院派与弗来堡经济-政治秩序理论学派之间,这样一个早期秩序思想的萌芽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他从中发现了一个精神性连接线。[18] 这一连接线是什么呢?霍福纳认为是人,因为人是社会的管理者,同时人也是教会的道路。[19]

人究竟是什么呢?按圣经的教导:人是天主的肖像或者说人具有位格。德国现象学家舍勒(Max Scheler)认为:人是一种精神性的位格的存在。[20] 这种精神是一种真实性,同时这种真实性在它存在形式内也是有关对它本身不是什么的一种解释。在这种有关自身解释中它是一个权力,也是一个有效性。它与真实性和一个不可分割的合一性相连。[21] 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点:舍勒的人类学直接影响了爱尔哈德。爱尔哈德对舍勒的人类学进行研究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他接受了舍勒思想(伦理学),并把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性与选择的不可侵犯性作为其社会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力量。[22]  强调说:“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从所有人的现实利益出发的。它是以一种健康的经济形式而出现。它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让每个人按照他在国家中的成就来分得社会产品。”[23] 由于爱尔哈德的经济改革在德国取得了成功,所以他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一个“跳进冷水中的市场经济”,[24] 而是使德国经济充满活力的一个改革。

事实上,人除了精神性与位格性之外,人还具有肉身性与社会性。因此霍福纳说:“人享有自然的权利,因为天主以位格创造了人。比如,人有生存权,身体的不伤残权以及良心自由权等。”[25] 因为天主把他的法律放在人的心里(罗 2:15),所以人的良心是天主的声音。良心对人来说就是衡量事物标准的一把尺子。人可通过良心来伦理的判断。基督宗教人学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所有的人皆享有同等尊严。因此霍福纳认为:人在天主面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在一个国家中不应该有种族歧视。霍福纳极力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自19433月起,他将一个7岁的犹太女孩埃斯特尔.萨拉.迈耶罗维茨(Esther Sara Meyerowitz) 化名为 “克丽斯塔.科赫”(Christa Koch) 隐藏了起来。在纳粹德国,该行为纯属犯罪。像他这样的教会人士若被发现干了此事,肯定会被判处死刑的。二战后,此犹太女孩定居美国芝加哥。2007年元月在庆祝霍福纳诞辰100周年纪念时,这位“犹太女孩” (现名Lisa Lehner) 受科隆教区麦斯纳枢机(Kardinal Joachim Meisner) 的邀请来德国参加庆典。她再次讲述了当年的霍福纳神父对她的隐藏及救命使她至今难忘。她这样说到:“这不仅只是他(霍福纳)做了此事,而是他如何做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至今还记忆犹新。这里我向他再次致以深情地谢意。”[26]  从此事可看出霍福纳的大胆勇为以及对人的慈爱关怀是不分种族的。

在西方经常提到人权。究竟什么是人权?以神学的观点来看人是天主的肖像(创 1:26人有位格及尊严,故人应该受到尊重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还得追溯到工业革命。我们可能会继续问:为什么在西欧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反对社会剥削与封建制度的政治与社会解放运动。它走出欧洲目的是为了扩散到整个世界。这样以来民主的实现,自我确认,自由与人权也逐渐地进入第三世界国家。“但不应否认,真正的解放不能与人的尊严相矛盾,而应该相关,这才是在此意义下人的解放。”[27] 霍福纳认为:人权并非取决于历史的变化无常,议会制人的福祉或通过社会的认可。按照基督宗教的观点来看,人站立于社会,经济与国家生活中,这一价值必须稳固地确立。[28]

在欧洲(西方)虽然技术与工业化使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提高,但同时人已经被世俗化了。霍福纳认为:世俗化意味着在此世建立一个绝对化的人间价值意义的救恩希望。可是基督信仰是一个寄托于来世的团体性的自由天国。世俗化导向一个宗教危机,甚至宗教根源的危机。它摧毁伦理价值并破坏夫妻与家庭。[29] 由于霍福纳在联邦德国负责过家庭与青年人的工作,所以他特别重视家庭。他说,以欧洲基督宗教的口头禅来说:家庭是‘精神的母腹 ’(Der geistige Schoß圣多玛斯),在此母腹内孩子应朝向一个伦理的位格性成长。如果人在家庭中养成社会道德(习惯)以后,那么人在社会中自然的也会树立爱邻人,顾及他人,与他人和平相处,主持正义,与人团结,尊敬老人并有责任感等美德。霍福纳还强调,家庭是一个克制斗争与暴力思想的场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其生命意义的确定-宗教的选择也着落于家庭。[30] 总之,家庭是人伦理道德培养与人成长的摇篮,同时家庭也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有关教会与世界的关系霍福纳用这样的话来阐述:“社会关系的形态首先是世界的任务, 并非教会的任务,社会学并非实用的信理。国家,社会与经济是互相制约的,很显然这并非表明它们毫无相干。一切人际关系皆隶属于通过人性的意愿与超自然启示并对我们发言的天主的意愿。” [31] 有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亚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曾这样说到:人追求一个全福,这一全福可以通过在人与社会的接触中找到。同时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不应该与社会和平发生冲突。[32] 霍福纳认为国家与教会的存在对人来说皆有意义。但问题是:国家与教会能给人做什么?他这样解释说:“国家的目标是实现人在世的福祉。然而教会的目标是人超自然的救恩。国家宪法与国家政体取决于历史的转变;但对于教会来说,通过天主的法律才使不同等级制度的法律得以确立[33]

霍福纳也向欧洲的教会和基督徒发出邀请与号召说:既然教会是普世性的,那么欧洲的教会和基督徒就应该帮助非洲教会,同时也应该多与亚洲教会联系。就欧洲来说:“教会与基督徒有责任对欧洲的宗教,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负责[34]

 

3. 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因为人具有社会性,所以人应该为社会工作,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由于人具有独特位格与尊严,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在工业化的国家人往往被当作机器来使用。因此,霍福纳说:“在技术机械的非人性范围内人只起到运转和产品元素的作用……技术化把人投入到一个枯燥无味,单调的机械工作中,同时又把人关闭在一个传送带式的自动强迫劳动中。[35] 人的本质并非象机械一样只是运转,然而他有尊严。因此,圣多玛斯说:工作并不是每个人的东西,而是人的任务。 当然人工作不光为自己,而且也为社会。工作究竟有什么价值?从天主教的观点来看,工作有如下的意义:工作作为急需性;工作是人自我发展之路;工作作为世界的形态与 () 世界把握;工作与职业是服务;工作是赎罪;工作是走向天主儿女自由的准备与完成。[36]

圣保禄宗徒说: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弟前518)。人为社会工作当然应得到合理的工资与待遇。不能把人当作机器,当奴隶使用并强迫人劳动甚或剥削人。这是资本主义的做法1891年教宗良十三Leo XIII.)颁布了第一份有关工作问题的社会通喻-《新事》(Rerum novarum)。在通喻中教宗很严厉的谴责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新事》第1-2款)。[37] 同时教宗又批评自由主义,提倡缓和纯市场原则的“工资待遇的公正性”,呼吁工人的结盟自由,并把它看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同时要求国家颁布有利于工人的社会福利政策。教宗认为可以将自由的基本价值和与之相关联的市场制度与社会公正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产生“支撑起”经济制度的,即“承受得住”自由和社会均衡两者压力的平衡状态。后来这正好是奥伊肯和米勒.阿尔马克 (Alfred Müller-Armack) 设计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38]

1931年教宗比约十一世 (Pius XI.) 又颁布了第二份有关社会秩序与社会重建的社会通喻《四十年通喻》(Quadragesimo anno) 简称 QA)。他再次深入的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探讨。虽然他对其大张责罚,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不会受到诅咒”,更重要的是以“正确的制度规范引导之”(QA 第101款)。因为“肆无忌惮的竞争自由” 容易“导致强者生存,通常状况下即施暴者和无良知者生存下来”,所以这样的竞争自由“不应成为规范经济的原则”。但是,它“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正当且毫无疑问大有益处的”,只要公共利益权威力量能够“有力地约束和明智地引导”(QA 第88款)。另外教宗比约十一世也批评当时物资分配不均(QA 第60款)。他建议工资劳动关系逐渐向“公司劳动关系”靠拢,这样工人和雇员就可以“成为公司共同所有人或共同管理人或任何一方参与利润分配”(QA 第65款)。[39]

199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annes Paul II.) 颁布《百年》通喻(Centesimus annus) ,这才为天主教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虽然教宗没有采用经典德语词汇,但是他娓娓到来并且深入到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伦理道德基础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用“自由” 和“社会公正”突出基本伦理道德价值。他用“市场机制”和“公共监督”表示两项基本组成元素,用“良好的工作机会”和“保障职业,社会安定的坚实制度” 强调对人类工作和社会弱群体的特别保护。此外,他还提到了“安定的货币”,“健康的经济增长”和“安定的社会关系”等关键要素。总之,教宗抵制一个不受法律规范的,即无价值观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参 《百年》 19款40-42)。[40]

 

三、霍福纳思想的核心教导

霍福纳的一生扮演了多个角色,就像电影中的快镜头一样。在每个阶段的每个角色中,他都是最优秀的。对此直到今天人们还经常谈起,并自惭缺乏像他那样必要的自律和宽广的胸怀。[41]  知识给人方向感与安全感。富有知识的人往往游刃有余:他能判断是非,有主见却不凭空臆断。这一点用在霍福纳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他至少获得过5个博士学位。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不论在神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与经济学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下面我将指出霍福纳思想的要点:

第一、教会应促进世界和平: 由于霍福纳具有敏锐的目光与非凡的智慧,所以他在教会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他丰富的专业知识,他击倒了“基督宗教和现代世界根本矛盾对立”的论点。他是梵二会议《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执笔人之一。通过《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我们可清楚看出教会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与所承担的任务。教会应促进世界和平,同时也应为世界和平作应有的贡献。

第二、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因为天主以位格创造了人,所以人享有同等尊严,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霍福纳看来:人的自由和尊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制度。霍福纳认为国家与教会的存在对人来说皆有意义。不同的是:国家的目标是实现人在世的福祉。然而教会的目标是人的超自然的救恩。由于人在关系中发展自我,所以一切人际关系皆隶属于通过人性的意愿与超自然启示并对我们发言的天主的意愿。

第三、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由于霍福纳是教会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搭桥者,所以在霍福纳等人的积极影响下,教会重新确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指导思想,即教会基本上承认经济学和社会学本身的固有规律。霍福纳在理论上为教会赞同“社会市场经济” 做了准备,并且也投身于这项工作。他与内尔-布罗伊宁等一起将德国天主教会从抵制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境地中引导出来。他在自己的领域成功地开始为二战后德国重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四、世俗化对基督信仰的冲击: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教会也受到世俗化的影响。世俗化意味着在此世建立一个绝对化的人间价值意义的救恩希望。世俗化与物质主义相关,“与物质主义相连的是远离天主,因为很多人想以相信人来代替相信天主。”[42] 就欧洲而言,教会与基督徒有责任对欧洲的宗教,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负责。就普世教会而言,既然教会是基督的奥体,那么欧洲的教会就应该帮助非洲教会,同时也应该多与亚洲教会联系。

 

四、霍福纳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重建的积极作用

从以上的要点我们不难看出:霍福纳的社会学,伦理学与经济学等主要是针对欧洲。具体来说,是针对德国而言。但是笔者认为他的思想对亚洲,非洲以及拉美国家同样具有启发性,特别对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重建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意义

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引入“社会市场经济”,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当时德国创造的“经济奇迹” 与“社会市场经济”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市场经济方案是一个包容了多种思想和原则的制度体系,它适宜于解决现实问题和应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长期挑战。它对于解决德国,欧洲甚至世界其它国家的现实问题和应付未来长期挑战都具有借鉴意义。一个希望以理性处理全球化恐惧的人会在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中发现用于构建未来的,经久考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社会市场经济不管是对二战后的德国还是统一后的德国皆获益浅。因此,它被德国大众普遍接受。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经济结构和社会因素在德国的成功结合受到了欧洲以外国家的广泛关注。可是福格尔教授(Dr. Bernhard Vogel) 也指出:“当然这不是指要照抄照搬德国的模式。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实践证明,有益的启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大有裨益的。” [43]

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看到西方国家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时强调说:“这种情况不改革能行吗?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44] 邓小平认为,不改革便无法解决严峻的经济问题,随之而来的将是各种社会问题近一步突出。于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看作中国谋求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乃出于一种“世界经济”眼光。“经济决定论”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未必全是真理,但对于邓小平来说却是至理的名言。

自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走向一体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看来,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闭关自守。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45] 邓小平非常痛惜地批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领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46]  邓小平认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而所谓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对内搞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令世人瞩目。90年代初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并以此开创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可是当邓小平的理论刚一提出,便出来了一种新凡是派,主张凡是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看到问题之所在,便拿脉断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47] 在邓小平看来,市场,股份等所谓姓资的东西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把它拿来为自己服务,使其姓社。邓小平引用老战友刘伯承的话对姓社姓资的问题作了形象的答复:“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48] 现在世界市场都被发达国家占领了,像中国这样不发达的国家与人家打交道有什么油水可捞呢? 邓小平认为有三样东西可取: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东西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是,而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我们现在吃点小亏,不至于将来吃大亏。

虽然引进外资,增加外汇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繁荣当地经济是邓小平办特区的目的之一,但决不是全部。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在邓小平心目中,特区不是金库,而是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习管理。” 这才是中国经济起飞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很显然邓小平把特区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通过这块跳板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杀出一条通往世界经济大舞台的血路。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同,所以邓小平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发展出来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笔者看来,邓小平也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得到启发的。小平这样说:我们不怕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益,就可以拿来用,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富,不是穷。致富不是罪过,我们鼓励人民富起来,民富才能国强。[49] 1978年与1985年邓小平两度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刊登为世界风云人物。他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经济落后并虚心地向西方学习。他敢于打破中国陈旧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引入中国,以便使中国的社会经济能立于世界之林。我敢肯定,邓小平一定没有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做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他敢大胆地引入市场经济,在经济模式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经过了60年的漫长岁月并且还在不断地完善。它不但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多国家的人民已成为确保与幸福的标志。它已经成为社会和平与经济效益的保障。[50]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德国的市场经济有区别,但是我想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国法律的日臻完善,如果中国会能学习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学习德国市场经济的优点,便会使中国市场经济最终能够朝向一个更符合人性化的经济模式发展,而霍福纳所主张的社会市场经济正是趋向于此。它可以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2. 对中国伦理道德重建的启发性

霍福纳的基督宗教社会学十分强调人的尊严,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我认为,它对中国伦理道德的重建起者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亦变得更为重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经济不能解决伦理道德颓废而隐患危机。吴经博士早已预言到这一点他说:如果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不能只看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变化,而是要注意更深处决定性的支撑精神的价值与观念-即在宗教与精神层面上。我认为吴的看法不但正确,而且具有远见性。如果只强调经济的发展并且当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中国社会然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人们在经济交往中互不信任,扭曲良心去做一些不合公道的事。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对劳工的刻薄,违反社会正义等。因此,维也纳的薛布龙枢机(Kardinal Christoph Schönborn) 强调说:“经济需要伦理秩序。”[51] 市场经济带给人们一个经济竞争。其实,它并非只是经济竞争,而且也是精神竞争。他又说:“由于本世纪(20世纪)意识形态的没落,因而留下来的是精神的真空。若没有希望,不仅个人,而且团体也无法生活。若没有希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不会繁荣。”[52] 这并不是说商业与市场是恶的,而是人的贪婪与不公道。在旧约时代亚毛斯先知也曾大声疾呼:“愿公道如水常流,愿正义象川流不息的江河”(亚 5:24)。薛布龙枢机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基础犹如社会基础,是一个有承载能力的伦理秩序。人们不可忘记:经济与社会生活在很在大程度上是相连的。人应遵守物质与伦理人格之间的契约。[53]

在目前,中国人只顾赚钱,只注重物质利益。他们忘记了,其实人有物质与精神两种需求。他们深深地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被世俗化了,因此精神生活或宗教生活十分空虚,同时其道德走向滑坡。由于人有肉身性,所以人需要食物来养活生命。但人本质的存在应该是更高一层精神的存在。[54]  因此,只有当人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才会感到真正的富有。正如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说:人之所是重于人之所有[55]  因此,有些中国人也愿意在宗教信仰里找到生命的意义,而基督宗教正好可以提供给人所需要的这些精神营养品。

中国某些工厂的老板只顾经济利益,强迫工人长时间劳动,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又很低。比如,在山西煤矿,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不符合工作安全而丧生。人好像机器一样被迫转动,毫无人性尊严可言。这是对人格的轻视,不符合基督宗教社会学的教导。我想霍福纳的基督宗教社会学对目前的中国社会应该有借鉴意义。

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是国资委宏观战略部部长一篇文章写到:“中国需要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说,在美国到处都可看到教堂,但是在中国,很难找到教堂。赵晓博士认为:美国市场经济的支撑力量是信仰。他说,如果中国只强调经济发展,伦理道德每况愈下,没有信仰作为后盾,这是十分危险的。长此以往,中国经济一定会的。在文章的结尾他强调说:如果人敬畏上帝,人才能得救,如果人信仰上帝经济才有基础。[56]

很有意思的是,赵晓博士认为中国先贤们敬虔慕道,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上。唐尧所著《先贤之信》一书中,赵晓博士阅读到了有关中国文化极富创新性的颠覆之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国文化辟为两段。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贤(尧舜)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迥异于秦始皇后的中国人,先贤们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中国敬虔慕道的文化始自先贤,此后虽受到专制文化的冲击,但始终未根除。中国先贤们的敬虔慕道是这个古老国家能够一脉相传,始终存续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sche) 宣布“上帝死了” 以后,使欧洲从神本主义走入人本主义时期。赵晓博士认为秦始皇比尼采走得远。他神的地位取而代之,直接宣布自己是上帝,一切的主宰,从那时起他将中国从“先贤之信”时代导入专制时代。所谓的孔孟文化,也只是可怜地当作了专制的附庸与门面而已。可惜可叹! 此后的两千年,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摆脱在专制泥潭里挣扎的命运,直到中国人已经忘了要挣扎,忘了先贤的黄金时期的信仰文化。

伯杨认为:中国历来都是政治文化但赵晓博士否认了这一观点,反而认为:中国有过信仰文化。中国的信仰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在尧舜。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并没有现代的一切正规制度体系,但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信仰,有真道。那时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而后的中国不幸沦为孔子所说的“大道迷失”的时代。《先贤之信》给赵晓博士的最大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丰富矿藏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源![57] 从赵晓博士对中国信仰的分析中可看出,宗教信仰在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令人心喜的是中共中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强调说:要发挥宗教在建立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58]

赵晓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上帝是我的首席执行官》 (Gott ist mein CEO[59])的文章。[60] 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与社会正义的问题同时也有他自己对此独特的见解与答复。他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宗教信仰或伦理道德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宗教伦理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怪不得在西方的经济学中经常会提到伦理的价值,也就是说经济伦理已成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

 

结语

本文是笔者对霍福纳基督宗教社会学所作的一个初探。笔者只集中于对霍福纳社会学,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探讨。然后笔者把德国与中国作了一个比较。最后提出了霍福纳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启发性。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它面对他那取之不竭的思想进行研究,以便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健康发展有所裨益。笔者也希望霍福纳的《基督宗教社会学》能受到中国学术界重视并能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问世。

 

                   作者单位:德国圣奥古斯丁大学神学博士

 

 

 

                                    注解

 

 

[1]  这里的基督宗教社会学德文Christliche Gesellschaftslehre的字面翻译其实指的是天主教社会学并非指基督新教社会学。

[2] 罗尔夫.哈塞/赫儿曼.施奈德/克劳斯.魏格尔特主编王茂平/陈虹嫣等译《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6页。

[3]   同上17页。

[4]   同上:第17页。

[5]   同上:第33页。

[6]   同上:第33页。

[7]   同上:第274页。

[8]   同上:第275页。

[9]   Hans Peter Schwarz, Anmerkungen zu Adenauer, München 2007, 87.

[10]  Ebd. 213.

[11]  Ebd. 165.

[12] Vgl. Otto Schlecht / Gerhard Stoltenberg,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Entwicklungslinien, Perspektiven, Freiburg i. Br. 2001,38.

[13] Vgl. ebd. 86-92.

[14] Joseph Höffner, Christen für Europa. Ansprachen europäischer Bischöfe, Kevelaer 1983,38.

[15] Lothar Roos, Joseph Höffners Aktualität, in: Rheinischer Merkur, am 14.12.2006, Nr. 50, S.23.

[16] 卓新平/萨耶尔主编《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17] Vgl. Gian Franco Svidercoschi, Karol. Die Geschichte eines Mannes, der Papst wurde, Freiburg i. Br. 2003,99.

[18] Lothar Roos, Joseph Höffners Aktualität, in: Rheinischer Merkur, am 14.12.2006, Nr. 50, S.23.

[19] Vgl. Johannes Paul II.,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n Christus. Die Antrittsenzyklika „Redemptor Hominis“, Freiburg-Basel-Wien 1979, 51.

[20] Angelika Sander, Max Scheler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2001,94.

[21] Vgl. ebd. 29.

[22] Vgl. Otto Schlecht, Gerhard Stoltenberg,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Entwicklungslinien, Perspektiven, Freiburg i. Br. 2001, 99.

[23] Ebd. 56.

[24] Ebd. 73.

[25] Joseph Höffner, Christliche Gesellschaftslehre, Kevelaer 22000, 64.

[26] Robert Boecker, Besuch des „Kleinen Mädchens“, in: Kirchenzeitung Köln, am 19.10.2007, Nr.42/Seite 6.

[27]  Joseph Höffner, Christen für Europa. Ansprachen europäischer

     Bischöfe, Kevelaer 1983, 36.

[28] Ebd. 44.

[29] Ebd. 38.

[30] Ebd. 46.

[31] Lothar Roos, Joseph Höffners Aktualität, in: Rheinischer Merkur, am 14.12.2006, Nr. 50, S.23.

[32] Vgl. Otto Schlecht / Gerhard Stoltenberg,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Entwicklungslinien, Perspektiven, Freiburg i. Br. 2001,20.

[33] Joseph Höffner, Christliche Gesellschaftslehre, Kevelaer 22000,305.

[34] Joseph Höffner, Christen für Europa. Ansprachen europäischer

Bischöfe, Kevelaer 1983, S.48.

[35]  Joseph Höffner, Christliche Gesellschaftslehre, Kevelaer 22000,158.

[36] Vgl. ebd.142-149.

[37] Vgl. Die Enzyklika Leos XIII. Rerum novarum und die Enzyklika Pius’ XI. Quadragesimo anno, Herausgegebenen vom Erzbischöflichen Seelsorgeamt Köln, Düsseldorf 1946, 5-6.

[38] 罗尔夫.哈塞/赫儿曼.施奈德/克劳斯.魏格尔特主编;王茂平/陈虹嫣等译《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74页。

[39] Vgl. Die Enzyklika Leos XIII. Rerum novarum und die Enzyklika Pius’ XI. Quadragesimo anno, Herausgegebenen vom Erzbischöflichen Seelsorgeamt Köln, Düsseldorf 1946, 44.

[40] 罗尔夫.哈塞/赫儿曼.施奈德/克劳斯.魏格尔特主编;王茂平/陈虹嫣等译《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41] 同上:第16页。

[42] Joseph Höffner, Christen für Europa. Ansprachen europäischer

Bischöfe, Kevelaer 1983, 42.

[43] 罗尔夫.哈塞/赫儿曼.施奈德/克劳斯.魏格尔特主编; 王茂平/陈虹嫣等译《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续)

[44] 萧诗美《邓小平谋略》, 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参阅《邓小平文选》III,第237页,第370页。

[45] 同上:第211页;参阅《邓小平文选》III,第266页。

[46] 同上:第127页;参阅《邓小平文选》III,第255页。

[47] 同上:第164页;参阅《邓小平文选》III,第372页。

[48] 同上,第165页。

[49] 同上:第125页;参阅《邓小平文选》III,第265页,第172页。

[50] Vgl. Otto Schlecht / Gerhard Stoltenberg,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Entwicklungslinien, Perspektiven, Freiburg i. Br. 2001,10.

[51] Christoph Schönborn, Die Menschen, die Kirche, das Land, Wien 1998, 93.

[52] Ebd. 96.

[53] Vgl. ebd. 98-99.

[54] Vgl. Johannes Paul II., Gewissen der Welt, Freiburg-Basel-Wien 2001, 218.

[55] Vgl. Johannes Paul II.,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n Christus. Die Antrittsenzyklika „Redemptor Homnis“, Freiburg-Basel-Wien 1978, 58.

[56] www.catholicxa.cn (08.09.2006)

[57] www.chinacatholic.org [2007年6月28日];参阅:《信德报2007年第305期

[58] Petra Kolonko, Wird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zu einem christlichen Lan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m 30.12.2006, Nr. 303, S.8.

[59] „CEO“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60] Jürgen Kahl, Christen, Chinas soziales Gewissen, in: Rheinischer Merkur, am 11.01.2007, Nr. 2, S. 23.

 

 

 

 

 

 

 

  参考资料

 

 

1. 中文参考资料

 

罗尔夫.哈塞/赫儿曼.施奈德/克劳斯.魏格尔特主编王茂平/陈虹嫣等译《社会

市场经济辞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萧诗美《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信德报2007305期, 河北信德出版社。

卓新平/萨耶尔主编《基督宗教与当代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2. 德文参考资料

 

Angelika Sander, Max Scheler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2001.

Christoph Schönborn, Die Menschen, die Kirche, das Land, Wien 1998.

Die Enzyklika Leos XIII. Rerum novarum und die Enzyklika Pius’ XI. Quadragesimo anno, Herausgegebenen vom Erzbischöflichen Seelsorgeamt Köln, Düsseldorf 1946.

Gian Franco Svidercoschi, Karol. Die Geschichte eines Mannes, der Papst wurde,

Freiburg i. Br. 2003.

Hans Peter Schwarz, Anmerkungen zu Adenauer, München 2007.

Johannes Paul II.,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n Christus.

Die Antrittsenzyklika „Redemptor Hominis“, Freiburg-Basel-Wien 1979.

Johannes Paul II., Gewissen der Welt, Freiburg-Basel-Wien 2001.

Joseph Höffner, Christliche Gesellschaftslehre, Kevelaer 22000.

Joseph Höffner, Christen für Europa. Ansprachen europäischer Bischöfe, Kevelaer 1983.

Jürgen Kahl, Christen, Chinas soziales Gewissen, in: Rheinischer Merkur, am 11.01.2007, Nr. 2, S. 23.

Lothar Roos, Joseph Höffners Aktualität, in: Rheinischer Merkur, am 14.12.2006,

Nr. 50, S.23.

Otto Schlecht / Gerhard Stoltenberg,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Entwicklungslinien, Perspektiven, Freiburg i. Br. 2001.

Robert Boecker, Besuch des „Kleinen Mädchens“, in: Kirchenzeitung Köln,

am 19.10.2007, Nr. 42, 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