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天主教徒基本结构初探--刘安荣

文化研究

近代山西天主教徒基本结构初探

刘安荣

 

 

 

Abstract: Among Shanxi Catholics, women constituted a certain part of total Catholic

population. The young Catholics took large majority. The old and young proportion of Catholics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Shanxi population at that time. The Catholic population has got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Catholics was equal to that of Shanxi population at that time.

 

 

近代以来,在许多文献记载中,天主教徒是贫贱之民和惯于投机钻营的无赖的结合体。在许多人看来,“凡入教者皆莠民”,教徒“夸诈迂怪,固属异端之尤”、“平日虐待百姓、横行乡里”。 [1] 连不失为当时开明者的郑观应,也对教徒非常蔑视:“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者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以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 [2]       

那么近代山西天主教徒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年龄、性别、经济、文化等基本结构如何?由于资料所限,一直缺乏对教徒基本情况的具体研究。本文将使用《Acta Ordinis Fratrum Minorum.1882-1954》(拉丁文版本,是方济格会在19和20世纪根据其教区的报告、统计数字的年度出版物)中1900年山西殉道者的资料和笔者对山西大同、朔州、太原教区的采访记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近代山西教徒的性别结构

Acta Ordinis Fratrum Minorum.1882-1954》中所记录的山西北境(太原教区)教徒有825人,其中女教徒379名,男教徒446名;南境(潞安教区)1024名教徒中,性别不明者7人,女教徒514人,男教徒503人,南境女教徒略多于男教徒。

依上述教徒统计资料,山西北境教徒男女之比为117﹒7:100,南境男女教徒之比为97﹒9:100,全境男女教徒之比为106﹒3:100。而在近代山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溺女之风盛行,致使山西人口性别比例居全国首位。如咸丰年间,清源县男131636人,女83983人,性比例为157;1880年,男43844人,女33988人,性比例为130。1910年,山西省有男5810855人,女4288280人,性比例为135﹒5,居全国之首。[3]这说明山西教徒的性比例要小于全省人口性比例,特别是潞安教区,女教徒数量多于男教徒,性比例大大小于当地人口性比例。同时,这也表明在近代山西人中,女性入教的比例要大于男性。

传统山西社会,女性的职责是“相夫教子”,负责厨房、女红等家内劳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其品行的基本规范。所谓“妇不闲游、宅肆不相通”是禁止妇女无故串门、闲游,要求妇女无故不出门户、不事耕获、不闲游、不行鬻于市。妇女面临社会舆论压力和诸多限制,谈不上有户外交往与公开的休闲、娱乐活动,终日沉闷于家中,生活单调乏味;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致使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伺候丈夫、生儿育女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如此低的社会地位加上面临比男子更沉重的社会压力,使她们更积极地从事宗教活动,从中寻找解脱,所谓“妇女多信鬼神,好算卦。”“女子需要遵守严格的闺阁之训,没有与异性交往的自由,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稳定的,是很脆弱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基本上没有读书认字的机会,即使有也毫无用处,故精神上极度空虚。一般而言,她们与丈夫、父亲之间少有交流的机会。总之,她们比男性更需要某种精神寄托,希望冥冥之中会有超人的力量来帮助她们改变较低的地位。” [4]因此很多女性参加进香、还愿等宗教活动,以敬神、娱神为借口,以娱人为目的。

天主教每周日都做弥撒,并有很多其它节日,举办众多团体性活动。另外天主教除信奉耶稣外,尊崇并敬礼圣母玛利亚,“女神信仰在妇女活动中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相同的性别,从而在功能上可以给女性信众提供特定的服务,在心理上则比较接近。” [5]再则天主教宣扬男女平等,女教徒可与男教徒平等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耶稣把男人和女人都简单地看成是需要他帮助的个人,看成是自己的合作者或朋友。他向妇女提供的并不是独特的而是同等的服务,他并没有专门为妇女规定一套女人们必须遵循的妇德。”[5]所以较多女性加入天主教,在念经、望弥撒等教会活动中寻找精神寄托、心理安慰,缓解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压力,而且从天主教博爱、男女平等的教义中寻找到妇女生活更多的价值、意义,同时通过教会合理合法的宗教活动丰富其单调枯燥的生活,接触、认识更多的人,扩大生活视野。

比普通妇女社会地位更低、社会舆论和生活压力更大的是经受过生活打击、磨难的寡妇,她们长期独立支撑家庭,度过无数寂寞枯燥的时光,她们热中于宗教活动的现象更普遍。在南境教徒中,有26名寡妇,北境教徒中有15名寡妇,其中有的只有三、四十岁,有的还被村人认为与邻里有不正当关系。天主教教义中对人生罪恶及死后升入天堂的论述,使她们心平气和地接受所经历的痛苦和挫折,天主教的活动还能调节其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与寂寞,给予她们生活的力量和信心,因而她们都是热心的教徒、虔诚的殉道者

二 近代山西教徒的年龄结构

北境379名女教徒中,0—5岁者,47人;6—10岁者,62人;11—15岁者,50人;16—19岁者,21人;20—29岁者,41人;30—39岁者,50人;40—49岁者,29人;50—59岁者,29人,60岁以上者34人,情况不明者16人。

北境446名男教徒中,0—5岁者,49人;6—10岁者,59人;11—15岁者,34人;16—19岁者,34人;20—29岁者,55人;30—39岁者,55人;40—49岁者,56人;50—59岁者,44人,60岁以上者44人,情况不明者16人。

北境教徒中,0—14岁的283人,占总教徒人数的34﹒3%;65岁以上的老人42人,占总人数的5%;男教徒中16-59岁者244人,占54﹒3%;女教徒中16-54岁者158人,占41﹒6%;年龄中位数为27岁;老少比为14﹒8。

南境514名女教徒中,0—5岁者,100人;6—10岁者,85人;11—15岁者,46人;16—19岁者,29人;20—29岁者,64人;30—39岁者,33人;40—49岁者,49人;50—59岁者,36人,60岁以上者50人,情况不明者23人。

南境503名男教徒中,0—5岁者,94人;6—10岁者,71人;11—15岁者,50人;16—19岁者,38人;20—29岁者,50人;30—39岁者,46人;40—49岁者,54人;50—59岁者,54人,60岁以上者28人,情况不明者18人。

山西南境教徒中,0—14岁者436人,占总人数的42﹒6%;65岁以上的老人39人,占总人数的3﹒8%;男教徒中16—59岁者242人,占48﹒1%;女教徒中16—54岁者199人,占38﹒7%;年龄中位数为16;老少比为8﹒9。

联合国按人口的年龄把人口的年龄构成分为三类,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其标准如下:

1联合国划分人口年龄构成类型标准

类型

少儿系数(%)

年老系数(%)

老少比(%)

年龄中位数(岁)

年轻型

40以上

4以下

15以下

20以下

成年型

30—40

4—7

15—30

20—30

老年型

30以下

7以上

30以上

30以上

注释:1﹒此表根据刘长茂《人口结构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出版)地33页而列。

  2﹒少儿系数指14岁以下少年儿童占人口数的比例。

  3﹒年老系数指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数的比例。

4﹒老少比,指老年人数占少年儿童人数的比重。

5﹒年龄中位数,指人口年龄序列中半数人口所对应的年龄。[7]

 

从以上可知,山西北境教徒属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南境则属于年轻型年龄结构。而近代山西总人口年龄结构是属于老年型。据统计1912年,山西省的少儿人口202.55万人,比重为20.30%,老年人口92.25万人,比重为9.28%,老少比为45.71,年龄中位数为32.59,[8]属于老年型年龄构成,即是缩减型的人口金字塔。1900年山西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应属于缩减型。因为近代中国基本上属于缩减型人口结构,出生率相对较低,死亡率却相对较高,人口增长速度相当缓慢。[9] 1877-1911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3%,1840-1911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45, [10]即1877年后山西人口逐年下降,人口增长呈负值。但是教徒人口呈稳定型、增长型,表明天主教在近代山西逐步扩展,教徒人数逐年增加,笔者对近代山西教徒人数的统计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规定劳动力资源的年龄线男性为16—59岁,女性为16—54岁。民国元年山西16—60岁的人占65.5%。[11]从以上数字可知,山西南北两境的成年教徒所占比重都小于这个数字,说明此时山西壮年人入教相对较少。当然这些教徒的性比例低,少年儿童所占比例大,除了妇女、儿童属弱者,容易遭人迫害外,说明天主教会吸纳弱势力者,注意授洗儿童,从小培养儿童的信仰。

三 近代山西教徒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

明末天主教初入山西时,不少高官巨绅和文人学士入教。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禁教后,朝廷把天主教列入邪教,认为它于“风俗人情,最为有害”。士绅阶层一般把科举入仕、效忠朝廷作为矢志不移的首要目标,因此很少再有追求仕途的文人入教。此时的教徒大多数是居住于乡间尤其是偏僻山村的农民、商人,可谓“教民多为山林居者”[12]

1860年教禁完全解除后,传教士主要以原天主教徒聚居处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在晋北地区,“传教士中少数人在平原地区工作,绝大部分奔波于崎岖的山野荒村。”笔者基本上走访了大同、朔州全部的天主教点,在访问这些村庄的老教徒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们的前辈信教是因为家穷,传教士给大洋,并且在青黄不接时给救济。当时,方济会士从国外募捐了大量钱款用于传教。他们用毛驴驮着白银传教,凡信教者,给大洋1—2块。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天主全知全能,但不知方济会士有多少钱。”富格拉(Francisco Fogolla)曾这样评价当地教徒:“晋北的教友,一则穷困,二来信仰不够虔诚。” [13]大同教区在1922年之后划归圣母圣心会,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也通过施舍而诱人入教。如大同教区主教郭印宫一家就是因为家境贫寒、无法生存而入教的。[14]在当地类似他家的情况很多。但是,晋北地区也有少数有钱人、有文化的人入教。如朔州男磨石村,1870年邢科第一个入教,他家是富户,土改时被定为地主;[15]朔州前寨村刘瑞丁之父入教时是教师,因与秉德(Richard Binder)神父相交,信其道理而入教;大同许堡村,1928年刘全锁第一个信教,刘家有钱,为寻求教会保护而入教。[16]

在晋中及太原地区,一部分教徒是明末清初入教的商人教徒的后代,但他们大多主要从事农业,不再经商。如晋中教徒,“世世代代靠人种地、靠天吃饭,靠主救灵魂。”[17]刘文炳著《徐沟县志》中言:教民以农商为业。教徒中相当一部分人比较贫穷,如在太原洞儿沟村,教徒缺吃少穿时,可以找传教士接济;有的教徒没有地方住,神父给房子或给地基帮助盖起来;因贫困娶不起媳妇者,神父还把保赤会的女孩许给为妻。[18]然而,也有少数很富裕的农民,如榆次韩村一教徒,骡马成群,仓箱充牣,富甲一方。[19]太原地区有六教绅,他们是太原大北门街之李锦,北郊水沟村之郭俊,阳曲县大碾沟村之刘占元,太原上北关之杜怀珠,太原东米市之胡艺林和南郊古城营之孙习谦。[20]这些人不仅有文化、家道殷实,而且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如郭家在水沟开设“丰益永”酒铺,在桥头街开设“丰和永”粮店,在南市街兴办“复圣泰”钱庄,在大中市北口设“美丽兴”五金布匹商店,郭俊还是秀才。[21]古城营之孙习谦,也是一名秀才,庚子年后,以教徒代表身份,出入于清政府各级衙门之中,清政府钦加五品衔赏戴蓝翎,遂成当地显赫人物。[22]太原大北门街之李锦一直在教会担任文书工作。教会如有重大事情,一般都要委托他们办理。如1905年太原解放路大堂竣工,教会开筵三日以示庆典。先期委教绅郭俊、李锦、杜怀珠、胡艺林、刘占元五人总管其事。[23]

晋南地区,教徒主要是聚居各村的农民,大部分比较贫穷,如1900年“解州入教之人十余户,系极贫者。”[24]但是也有少数比较富裕的人家,如潞安教徒李含义家有钱,房屋宽敞,一进数院。[25]

晋西地区,“入教者以贫苦农民居多,小康人家次之,知识分子和富户很少。”[26]

综观近代山西教徒,大部分是穷苦农民,物质上处于短缺状态;少数富人入教,是为了保护其财产,说明其社会地位较低,安全上没有保障;极少数人有文化的人因信其教义而入教。而那些世代相袭的老教徒,少数是富裕、有文化的人,大多数也属于短缺群体。但由于他们从小生活在天主教氛围之中,对天主教的教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天主教礼仪已成为他们日常礼仪的组成部分,他们并非因生活中有所短缺而入教。

以下我将利用《方济格小兄弟会录》(Acta Ordinis Fratrum Minorum)中记录的义和团时期北境、南境殉道者的一些资料,说明1900年天主教徒的职业结构、文化结构,以及教徒的身体素质与道德素质结构。所考察的教徒,北境有825人,南境有1024人,但一部分人职业状况不明,有明确职业的详见表2。

2   1900年山西教徒的职业状况

     职业

北境人数

    南境人数

修生

6

 

贞女

8

 

布道员

12

11

教师兼布道员

2

 

农民兼布道员

2

2

佣人

4

7

农民

33

49

工人包括劳力工

21

 

车夫、骡夫

5

 

园艺工

3

 

教师

1

4

商人、卖肉者、屠夫

3

6

木匠

2

1

士兵

3

 

军队官员

1

 

牧羊人

1

 

学生

2

 

乞丐

2,其中1名以前做过矿工

1

绳匠

 

1

铁匠

 

1

奶妈

 

2

风水先生

 

1

先当兵后经商者

 

1

注释:上表根据Acta Ordinis Fratrum Minorum.1882-1954而列。

 

此外,在北境的教徒中,8名抽鸦片,1名受洗前名声不好,2名坏教徒,1家很富裕,1家有很大的房子,12名残疾人;南境教徒中,残疾或患病者11人,吸鸦片者13人,吸鸦片并偷盗者2人,与县长有联系者1人,村首领2人,堂口领导6人。

从以上可知,教徒中没有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程度高的上层人物,都是当时社会中的普通人。

就普通人的职业而言,在近代山西,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居多。至于工人,因为山西地处内地,19世纪末,工业尚处于试办阶段,到20世纪初,随着近代文明的传播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山西近代工业开始了它的草创时期,但都在城市、交通便利之处。[27]因此当时名副其实的从事工业的工人很少,所谓的工人大多是苦力工、矿工。表2中教徒人数最多的职业是农民,其次是劳力工、商人,这说明教徒的职业结构与当时普通民众的职业结构基本相同。

在贫苦农民占大多数的近代山西社会中,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光绪年间,山西晋报局总办程守清在上山西巡抚遵拟白话报并演说简章的禀贴里说,山西省不识字的人占全省人民的90%。[28]教徒中有文化的人少,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居多,完全符合近代山西人口的文化结构。

在身体素质结构方面,由于教会收养残疾人,教徒中残疾人所占比例较大,即教徒群体的身体素质结构比较差。

在道德素质结构方面,教徒中有极少数品行不端的人。以上统计表明,教徒中的不良分子很少,也说明当时的教徒中很少有犯罪后寻求教会保护的无赖教徒。据笔者统计,近代山西只有一宗教徒犯罪后为寻求教会政治保护而入教的民教交涉案件,即1873年孝义县染家堰人尹添亿偷了李广礼家中一面铜锣卖掉,次年被查出,教徒尹怀智言入教可保无事,尹添亿就入了教。[29]这说明,教徒人群的道德素质结构并不低于当时山西人口的道德素质结构。

教徒中也有少数人沾染恶习、抽鸦片。据记载,山西从咸丰年间始大面积种植罂粟,吸毒者从官僚、富户子弟、游手好闲之徒,逐渐扩散至普通百姓。据张之洞奏疏,1882年人民染此癖者猛增,就山西全境而言,农村占60%,城市为70%—80%。[30]少数教徒的恶习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总之,教徒人群的基本结构既受制于当时人口的基本结构,更与朝廷、国家对天主教的政策和传教士的传教方法有关。由于近代基督教依据条约而传入,在民众眼中,耶稣是骑在炮弹上打来的,国人特别是有文化、经济地位高的人对教会、传教士怀有强烈的介意,对其追随者——教徒则充满愤恨之情,因此许多书籍中说教徒是“莠民”、“无赖”,但这些具有感情色彩的用语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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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笔者2005年5月23日采访南磨石邢厚,75岁。

[16].见笔者2005年5月24日采访前寨村刘瑞丁,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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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笔者2005年7月4日采访洞儿沟村民张润科,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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