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地区天主教中等教育的德育研究--江云

文化研究

近代武汉地区天主教中等教育的德育研究

———以私立汉口上智中学[1]为中心(1935-1949)

                                 江云 

 

 

AbstractMoral education is a continuous effort: building and upgrading education activities; teachers determination of appropriate objects of moral educatio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growth;,  improving them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on of moral value and the capacity of moral practice .The middle school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moral growth. In this period, the personality develops, a world outlook and  views on life  are formed, values and  especially moral values are also established .So mor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atholic secondar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ristia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to private schools, as the center Hankou Shangzhi Middle School (1935-1949).

I reflect on three aspects of moral educatio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its influence, the moral dimension of the system —school disciplin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spirit of the moral dimension —teachers’  character and their spirit. I combine the above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and hoping to discover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tholic secondary education,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moral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today.

 

[Key words]: Catholic; Shangzhi Middl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近代中国基督宗教中等教育的“德育”,是基督宗教中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些年,虽有部分学者开始涉猎基督宗教中等教育,但主要领域放在基督新教上,对天主教中等教育的关注不够,研究较少,而从德育的角度进行研究更加少见。研究近代天主教中等教育的“德育”,有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了解近代天主教中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育人的目标及天主教中等教育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

 “中学”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人格的提升、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确立和道德观的形成都是在这一时段实现的。因此学校教育,特别是德育尤为重要。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德育效果一直是不错的,“近年我国办理教育,对于德育一门,淡漠视之久矣。惟教会学校,首重德育”,[2]不仅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材,而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现化的进程。

华中地区是天主教传教比早的地区。“礼义之争”后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直到19世纪中叶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之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由隐蔽转为公开,并逐步发展起来。[3]武汉地区是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心,天主教在近代武汉地区发展比较迅速。这一区域的天主教学校的德育也不容忽视。据统计1918年左右,湖北省天主教教会学生人数已有9,052人,江西省4,205人,湖南省2,193人。[4]1948年公教学校“百分之三十二集中于北平、上海、香港、澳门、天津、武汉及青岛次之。”[5]与基督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所开办的学校重点放在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神学教育上,高等教育很少

近代教会学校的发展一方面与其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深受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纳入中国教育体系。到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和40年代末内战的冲突,教会学校处于动荡状态。天主教在近代武汉地区开办的学校以中、小学居多,归纳起来中学有以下几所(详见表一)。

表一:武汉天主教教会中学统计表(据《武汉市志·教育志》)[6]

名称

地址

开办时间

规模

1950年情况

备注

校长

教职

员数

学生数

上智

中学

汉口

球场街

 

1934

男中,高、

初中各班

刘和德

董光清

31

659

1953年为政府接管,现为市

六中

法汉

中学

汉口岳

飞街

前身为1898年创办德芦汉学堂1937

年改为法汉

中学

男中,高、

初中各班

苏国璋

31

385

1951年为政府接管,现为市美术职业学校

圣若瑟

女中

汉口自治街

1911

1925

高、初中

各班

韩国光

周时我

33

364

1952年为政府接管,现为市

十九中

中学

武昌候补街郎家巷

1916

男中,初中

冯世光

18

169

1952年为政府接管

善导

女中

武昌首义路

1930

初、高中,班级不全

彭鹤年

23

208

1952年为政府接管

文德

女中

汉阳西大街

1947

初中

张伯仁

11

125

1952年为政府接管

 

办教育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天主教教会十分重视中等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认为“振兴中学以造就人才。吾国各教区设立之中学教育,已不在少数,而中等社会中之教友,皆当受完备之中学教育,方能与教外人争胜;所以完备之中学校,其教育当公教化、时代化、中国化,以此栽培教中学生为前提。”[7]私立汉口上智中学(下文简称上智)是天主教会在近代武汉在区开办得比较出色的一所中学。上智从办学伊始就受到“中国化”的影响,不仅教学质量优良,管理制度严格,师资力量雄厚,其德育也有着独特之处。

一、德育的物质基础—校园物质环境的建设

德育的物质基础主要是指学校道德教育实施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环境,具体而言包括校址的选择、校园自然环境、各种设施场所等等。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及修养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教育很注重环境对学生德育的熏陶作用。教会中学也同样如此。天主教教会将天主教教义融入于学校环境的建设之中,认为“学校的设立即为适宜于教育儿童的环境,以改进其智慧及道德的倾向;置儿童于适宜公教教育的特殊环境里,这种特殊的环境便是公教学校。”[8]

中学时期又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学生人格的提升、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确立和道德观的形成都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学校环境的建设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对于上智中学而言,学校幽静美好的环境,独特的西式建筑风格和现代化校园建设使学生“接受公教的文化,使他们效法耶酥基多的善良人格,以免他们受到世俗环境的恶劣影响”[9],并且在此基础上让他们的性情品德陶冶于无形之中。

德华学堂的校舍都是从德国运来的红松木等建筑材料建成的,共三栋楼房,中间的为                                        教学楼,左边的为学生宿舍,右边的为健身房。1933年希贤主(Eugenis masi)教购得德华学堂的全部产权,经意大利政府同意和天主教教会的支助,在德华学堂旧址创办了上智中学,开始对其修茸和扩充。他们“在德华学堂旧址的外围筑了一道围墙,又栽了许多树木花草,绿化校园。在健身房的前面,新建了一座小礼拜堂,以供天主教徒行弥撒之用。平整了体育场,购置了一些体育用品,添置了许多图书、仪器、生物标本等等。”[10] 1943年毕业的余青萍校友在回忆他入校时的心情说:“矧上智虽曰私立而地址清静,校舍宏大,且闻设备周全,至若理化实验仪器尤杰出于武汉各校,必不吾负也,志遂决。”[11]环境是进行德育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上智不仅有着良好的校园环境和完备的教学设施,吸引学生就读,而且也有一座供天主教徒行弥撒之用的礼拜堂,还通过天主堂的关系,与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达成协议,允许上智的毕业生去该校留学,这样有利于将天主教教义通过环境的影响融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达到培养人才和传教的双重目的。

创办之初,上智招收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新生70人,分为甲乙两班,教职工8人。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学生人数的增多,上智不断地筹措经费,扩大校园的各项规模建设。到1938年,增设高中部,学生约有270人,教职工17人。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部分学校转移西迁。1938年武汉沦陷,上智停办了两年。[12]1940年,虽然日军因轴心国意大利教会的请求让上智复校,但学校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例如1942年,日寇农场的农工仗势欺侮了上智的几个初中同学,引起了学生与农工们的冲突,导致“农场纠纷”,日军占领了上智中学,上智被迫搬到安多小学,安多小学也因此被挤垮了。[13]到抗战结束,上智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多次筹款,完善扩大学校规模,给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

二、德育的制度保障—学校训育管理

德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其有效性的实现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正确合理的制度,在学生道德知、行转化中起到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增强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促使学生道德价值准则和道德实践能力的接近,保证德育实施的效果。

教会中学办学的主旨不仅在于教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以基督宗教的平等、博爱、牺牲之精神,培养学生的道德操守和优秀的品质。而训育、级训和操行都是教会中学对学生具体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形式,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基督宗教人格的重要方面。公教学校也十分注重以训育、操行的形式,传播公教精神和基督福音,培养学生基督化的人格。上智的德育效果一直是比较好的,这和其严谨完善的训育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1、训育管理

训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特有的管理方式,是伴随新式教育的产生而来的,并随着中国近代教育的不断发展而完善。训育早期形态主要是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学规,以维持严肃的学校气氛和学生的绝对服从。中华民国成立后,训育体系不断完善。其训育纲领与教育宗旨一致。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民主义”成为训育纲领,也是指导这一时期德育的根本指针。

上智成立于1935年,立案较晚,且被纳入中国私立教育体系。一方面接受中国政府的统一管理,其训育必然受到教育部规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上智的训育也有着独特一面。上智“依照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培植中华学术道德,养成博爱、诚朴、勤劳牺牲之精神,以切合于社会之需要”[14]办学总纲,将“三民主义”和天主教的平等、博爱、牺牲之精神相结合,体现出作为天主教教会中学所具有的特点—不断根据社会形势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上智的训育在管理体制上采用级任制(1938年采用导师制),由专职教员负责班级训育工作,并由值日生协助进行。在行政机构上,同时设立了训育处,由训育主任专司训育部之责务。以1935年训育实施情形为例:“各级设级训导一员,各级教导事宜而由教导主任总其成;每级设级长一人,副级长二人,组长四人至五人,以纠察学生之品行。”[15]在训育管理和训练上采取严格主义,通过严格的制度和管理,加强训育。以1935年训育实施情形为例:“采军训管理法,每次上课及开餐前,均须站队,鱼贯而入;作息均有定时,上课时间不准入宿舍休息及游戏时间不许入教室;每晨入时行升旗礼,午后五时行降旗礼。”[16]同时在学校章程中上智规定了“入学”、“请假”、“会客”、“礼貌”、“卫生”、“自习”、“教室”、“膳堂”、“寝室”、“考试”、“升降标准”和“奖惩”13大项,每一大项又有若干子项,细致周详。此外,上智成立之初的“服从纪律”的校训也体现着这种严格主义。这些都为学生的言行举止及道德品质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

2、操行

操行是训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考查学生道德品行的重要依据。学校通过严格的操行制度和具体规章条例来规范学生言行,培养其良好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教会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操行的考查及培养。

上智对学生的操行的考查制度是全面而细致严格的。首先,上智将学生的操行与学生学业升降标准挂钩,将学业成绩与操行成绩并重。例如:“将学生学业成绩及操行成绩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丙等以上为及格,丁等为不及格;对学业及操行不及格之学生,得依成绩考查规定,分别降级、留级、退学。”[17]具体来说,“操行成绩总评列丁等,学业成绩总评列戊等留级;学业成绩总评列丁等,操行成绩总评列戊等休学;操行成绩总评列戊等,学业成绩总评列乙等以上者留级;操行成绩总评列己等,学业成绩总评列乙等以上者休学。”[18]

其次,上智对学生操行优劣分别进行奖惩,以激励学生向上学习和培养良好的操行。例如:“本校对于学生之学业操行,择其最优良者,每学年之末,分别甲、乙给予奖品、或免纳学费,以资鼓励;奖励标准:操行成绩列于甲等,而品行端正为全校所公认者;凡学生有品行不良、或忽视学业者,酌量轻重,予以在列之惩戒:甲 训戒,乙 扣分,丙 记过,丁 开除”[19];“警告三次作一次小过,三次小过作一次大过,记一大过,扣操行成绩三分之一。”[20]

再次,上智对学生操行成绩的评定也有明确规定。学生操行成绩“除由训育处评定外,并由该班各科教师评定,成绩之计算,训育处总评占四分之三,各科教师总评占四分之一”,[21]这样将培养学生良好的操行落实到每一位教师身上,有利于学校德育的有效实施。

上智作为天主教会所办之学校,这种严格主义的训育管理,操行考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天主教所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遵守等级森严教规制度的反映,是天主教宗教色彩的一种表现形式。

3、德育课程

近代中国学校的早期德育课程主要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的“修身”课上。1926年则改“修身”课为“党化教育”。在中学,1932年党义科被公民科取代。1936年国民政府修订的“公民”课主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以“青年守则”为直接依据,将国家意识、国民德性、民族精神和政治、经济建设问题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从而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适应社会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立案前,早期的教会中学的德育课程主要体现在宗教课程中。徐宗泽认为:“宗教不能摈诸教育门外,盖完备之教育,当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兼全,宗教者德育之根本也。是以教会学校,宗教当列为必修科,缘宗教教育,为圣教会独有之名分。”[22]立案后,教会学校迫于社会时局的影响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并取消宗教必修课程,以“公民”课取而代之。

“惟吾公教人士设立学校,应有相当之公教化,於宗教与道德方面,特别加以注意。其余学校内一切设施,应遵照教育部规章办理。”[23]作为教会中学,上智的课程也按教育部规定制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纲领,在初中部和高中部都开设“公民”课,并且初中开设“童子军”,高中开设“军事训练”。以19382月武汉沦陷前的初中的课程为例[24](详见表二)。

表二:19382月武汉沦陷前的初中的课程表

科目

年级

公民

体育

童子军

国文

英文

算学

代数

几何

卫生

植物

动物

化学

物理

历史

地理

劳作

图画

音乐

书法

第一学年

一课时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上智从创办初就实行学期制,每年春秋两季始业。上表中共有19门必修课程,并且要求学生在三年内修完。其德育课程也主要体现在“公民”课中,讲授内容主要有:公民与道德、公民与国家和公民与地方自治,每学年每周一课时[25] “公教学校对于公教学生,应教授宗教,并考察其修习之成绩。”[26]上智对于宗教课程也只是针对教会修道的学生,为他们增设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选修课,而天主教的教义宣传工作则在星期天举行,对于教外学生并不强迫他们信教。

在日军占领武汉期间,上智虽得以复校,但受日军奴化教育的侵害,学校训育管理都受到一定影响。“随着日寇的进一步监视,意大利法西斯教士的配合,汪伪国民党及青年模范团的暗中渗透。学校举办过‘同种同文的东亚共荣圈’论文比赛和演讲,还组织了‘东亚共荣圈’的宣传队和歌咏。”[27]这些都对当时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这一时期的德育主要融入到高涨的抗日爱国主义运动中,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广大爱国师生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抵制日军的奴化教育。“敌伪组织重视的惟有日语,……本来依课程规定,每周日文六小时,英文两小时,本校虽被迫,然而终未屈从,每星期即使日文是四堂,同学们仍然若无事然,少有对其发生兴趣,……英文却正相反,竟胆敢超过规章,设四小时,这样还不够,为了合乎伪政府水准,课表上填复习堂四次,暗授英文等科。”[28]直到抗战胜利后,上智才恢复发展起来。

上智的德育主要还是融于日常生活实践中,以训育操行为主,并且将德育渗透到“体”和“乐”中,全面提升学生基督化人格。如上智成立足球队,开展运动会等,以锻炼学生团结合作拼搏之精神;成立管弦乐队,培养学生审美观念及服务之精神。

三、德育的精神力量— 教师人格精神的感染

   德育实施的结果最终是要将学生内在道德的知、情、信、意转化为外在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教师作为德育实施过程中的主导者,其人格精神对学生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品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会学校的德育效果之佳,与教师人格精神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上智十分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淡化教师宗教背景,采取各种措施,高薪聘请师德高尚、有学识、有经验的教师,以巩固和提高教学质量。以1948年第二学期教职员资格表(表三)[29]为例,可以看出大部分教师都是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或专科毕业者,师资力量比较雄厚。

表三:教职员资格

资格类别

总计

30

30

 

普通科教职员

30

30

 

1.受中等学师范教员检定合格者

 

 

 

2.国内外师范大学或大学教育院科系毕业者

1

1

 

3.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或专科毕业者

19

19

 

4.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者

5

5

 

5.中等学校毕业者

3

3

 

6.其他

1

1

 

上智对优秀教师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为其他师生树立了榜样。例如“生物兼动植物教员李鸿儒,国文兼美术教员王文农,在校任教以来,迄今均达十载。该员等学识均属渊博,教学尤为认真,殷勤不倦,嘉惠学子,厥功甚伟,殊堪奖励”[30],上智特为他们举行庆祝仪式,并各赠送银元一百元。

上智有着一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在教学和实践中也十分重视对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培养。1948年届校友贺允清在回忆录中讲到苏贺老师:“他为人爱憎分明,处世立志为民,国学功底深厚,善作诗文、评论。他在语文教学与实践中,能融入思想品德教育,不仅教我们语文学识,还指引我们如何做人。”[31]对王文农老师也有这样的回忆:“级训导和国文教师,由王先生文农并任,上智教育更接近了我们,人格的修养,做人的方针,渐渐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渐或能得到些政治军事上的确切消息,有使我们怨恨,有时使我们兴奋。当同学累次要求王先生念吊古战场文和李陵答苏武时,王先生始终反对,后来才了解是惟恐催折士气,毁丧勇心,以为抗战期间,不应讲非战文字和屈敌文字。”[32]从以上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智的确有些德行学识都堪为人师表的老师,他们对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上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天主教传道的主要力量,他们以身作则,通过融入学生学习生活,培养学生爱教,爱天主的基督宗教化的人格。在上智高中第三届毕业同学录中,希贤主教在对毕业生的赠词中写了十一条规劝,其中写到“让孝道成为你们人生中的标志;慷慨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和孤儿,破除你们生活中的世界罪恶之根源的利已主义;用牺牲和善的精神去热爱和服务你们的国家;使你们的思想的文化,由那些良知的指示所引导,这些良知是建立在你们所知的天主教教义上的,并由之激发。只有在这些原则上,才能找到人生和未来真正的幸福;任何文化独立于天主教道德原则的,容易导致利已主义并否定文明”[33]等等。这些规劝反映出上智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道德相结合,使德育进一步深入到学生思想、行为等方面,以达到培养学生基督化的人格的目的。

校友杜家骐对鲍乐德神父(P.Carmelo dott.Paludetti.O.F.M.)有这样一段回忆:“他建议我一定要把外语学好,要我除了学英语外还可学学意大利语。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他无话不谈,他也想念他的意大利故乡及亲人。虽然他的国家正和小日本结成德意日‘轴心国’,但对日寇种种丧心病狂的行为也是很不满意的。他对他主管的校内事务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晚上领着他养的几匹狼狗巡视校区,保护学校的财产不遭损失和在校学生的安全。他送给我好多份友人送给他精美的节日贺卡,让我和他共享美好纪念。”[34]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天主教神职人员博爱的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正义感,对学生良好的道德和人格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日军占领武汉期间,上智所有的制度都要按照日本模式行事,所接受课本都是日本教育部审定的,行政也由日方派来的“嘱托”监管办理。上智广大师生并不屈服于日军的教育侵害。“史地教本,虽为伪组织所改订,而先生的教法,终不为之稍有牵制,我们得着许多暗示的鼓励,甚至于明显的刺激,这都是前任教务主任徐楚珩先生,以及柯春生先生豪俊的表现。敌人的毒辣只能作形式的摧残,我们抗战爱国的雄志是不可消灭的。”[35]在上智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广大爱国上智学子纷纷组织各种形式抗日,宣传进步思想。“大多数同学暗自传阅鲁迅等人的著作,在高中各年级中组织了‘文坛’、‘报社’,出版了多次月刊与季刊,如取名为《拓荒》、《萌芽》、《火炬》、《白石》、《骆驼》等,传授爱国主义思想,嘲讽和抨击时局。”[36]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对全国的教会学校陆续接管,教会学校从此也就结束了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发展的历史。上智中学也于1953年被接管,更名为武汉市第六中学。

结束语

上智作为武汉教会中学的一支后起之秀,以其完备的教学设施,严格的教学训育管理制度,优秀尽职的教师,取得了优良的教学质量和德育效果,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国家的栋梁之才。正如上智高中52届毕业校友回忆时说:“中学时代是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从不懂事的毛孩子到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这是人生观、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是伦理道德观念、思想品德修养、为人处世交友、工作态度和能力、生活作风初步形成的时期,是兴趣爱好、基本生活能力形成时期,是奠定文化科学基础的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是德智体全面成长的时期。中学肩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任,教师是对学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巨匠。上智营造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在众多优秀老师的培养下,上智中学形成了正直向上、追求进步、学风正、教学严谨、学习空气浓厚、师生感情真挚的良好校风,深感幸运的是我们是受上智中学的熏陶的一批优秀园丁巨匠培养成长起来的桃李。我们衷心地感激母校—上智中学和上智老师。母校泽厚,老师恩深,没齿不忘。”[37]

1953年人民政府接管后,上智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其德育也迈入新时期,并取得累累硕果。当今我国青少年面对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传统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尚不成熟。因而对正在形成中的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学德育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新特点和新挑战。纵观上智中学的德育,对于今天我国中学德育工作的开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楚材编著.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2] 陈学询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 黄新宪著.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4] 李朱,皮明庥 主编. 武汉教育史[古近代][M],武汉出版社1999.

[5] 郑航. 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6] 檀传宝著. 德育原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 鲁洁,王逢贤主编. 德育新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1] 上智中学坐落在汉口球场路与光华路的交会处,前身是创立于1903年的德华学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汉口德租界被收回,德华学堂也被接管改名为湖北省立汉口中学。1923年调整校名,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三中学。1933年湖北省天主教总主教希贤(Eugenis masi)报请意大利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内拨款从德国东方学会买得德华学堂全部产权,于1935年在德华学堂原址创办一所男校,定名为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1938年立案并成立高中部,正式定名为私立汉口上智中学。1953年被人民政府接管,现为武汉市第六中学。

[2]《敬致公教进行会各会员及全国信友书》,载《公教进行月刊》1930年第2卷。

[3] 参阅李朱,皮明庥 主编:《武汉教育史[古近代]》,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

[4] 参阅:《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1918-1921)教育统计各省学生总数》,载《新教育》第五卷第四册,192211月。

[5] 参阅:[]唐树德:《中国公教学校在地理上之分布》,载《全国公教教育会议纪要》1948年。

[6] 李朱,皮明庥 主编:《武汉教育史[古近代]》,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35~137页。

[7]《提倡公教学校》,载《圣教杂志》第25卷第10期,193610月,第557页。

[8] 犁牛:《圣堂重要还是学校重要》,载《公教学校》第3卷第29期,1937121日。

[9] 犁牛:《圣堂重要还是学校重要》,载《公教学校》第3卷第29期,1937121日。

[10] 陈元亨:《武汉市六中的前身—上智中学》,武汉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36页。

[11] 余青萍:《三年之回忆》,载《上智中学高36级同学录1947年》,武汉市档案馆藏(后文注释略),卷宗号bG321130,无页码。

[12] 参阅《武汉市第六中学校志之一(1903-1993)》,载《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13] 参阅陈元亨:《武汉市六中的前身—上智中学》,武汉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38~139页。

[14]《私立上智初级中学学则》“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15]《私立上智初级中学呈请立案用表之(一)》“训育实施情形”,第12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16]《私立上智初级中学呈请立案用表之(一)》“训育实施情形”,第345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17]《私立上智初级中学校董会呈请开办附呈章则》,第六章成绩考察第十条、十三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18]《私立上智初级中学章程》“升降标准”第七、八、九、十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19]《私立上智初级中学章程》“奖惩”第一条,“奖惩标准”第二条,“奖惩”第三条 ,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20]《私立上智初级中学章程》“升降标准”第十二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21]《私立上智初级中学章程》“升降标准”第十三条,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22] 徐宗泽:《关于教育权》,载《圣教杂志》第19卷第4期,1930年。

[23] 张怀:《如何使学校公教化》,载《公教学校》第20期,1935111日。

[24]《武汉市第六中学校志之一(1903-1993)》,载《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7页。

[25] 参阅:《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呈请立案用表之(三)》“课程表”,卷宗号9-31-193,无页码。

[26] 同②。

[27] 陈元亨:《武汉市六中的前身—上智中学》,武汉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39页。

[28]《武汉市第六中学校志之一(1903-1993)》,载《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9]《私立汉口上智中学校民国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职教员统计表》,《伪上智中学教职员简历名册》,卷宗号69-5-71,第40页。

[30]《伪汉口上智中学教职员嘉奖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三月》,卷宗号69-5-70,无页码。

[31] 贺允清:《终身难忘的引路人》,载《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32]《级史》,载《上智中学1947年高中毕业同学录 1947年》,卷宗号bG321:131,无页码。

[33] 希贤主教赠词,原文为英文,载《上智中学高中第三届毕业民学录 1944年》,卷宗号bG321:129,无页码。

[34] 杜家骐:《日寇铁蹄下的“上智中学”》,载《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35] 同①。

[36] 陈元亨:《武汉市六中的前身—上智中学》,武汉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40页。

[37]《武汉市第六中学校志之二(补充)私立汉口上智中学(1935-1953)》,载《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28页。